县志上的假与真：铅山是否有状元李谨斯其人？

同治版《铅山县志》卷十二《选举志·进士》：元至正二十年庚子科李谨斯，土溪人，殿试第一，有传。卷十五《职官志·儒林》中的小传：元李谨斯，弱冠颖异，七岁能文，至元庚辰科状元及第，以非色目人置之，归家杜门诗文自娱，四方文士皆不惮远涉从而问字，得其一篇之贻，若加衮焉，著有《元逸民传》。《江西状元全传》（2014年7月1日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也载有：铅山土溪人李谨斯，为元朝庚子科左榜状元，该科共取进士三十五人，考官是平章政事马特玛实哩、翰林学士承旨李好文、礼部尚书许从宗、国子祭酒张翥等。

但在正史所载，元至正二十年状元为魏元礼。魏元礼，又名魏礼，字廷训。河北肃宁人。生卒年不详。 元至正二十年（136O年）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大明一统志》第二卷第四十五页中记载：“魏礼，肃宁人。 笃信好学，庚子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陛礼部侍郎。”《元史》第四十五卷顺帝纪之八记载：“三月……甲午，廷试进士三十五人，赐买住、魏元礼进士及第，其余出身有差。”据此可知魏元礼为该科汉人、南人榜状元。

历代状元谱也查无此人。李谨斯是否是状元，自然成谜。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大地上很难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在元朝，汉人的地位相当低下，能够考中进士，特别是状元，相当不易。但问题是，当时，全国战火绵延，起义军群雄割剧，和平时期崇文，战争年代尚武，那个年代的中心和重点并不在书桌而在战场。加上信息不通，岌岌可危的元朝召选的进士状元，关割据地区人们的鸟事。

先看看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1370年）是那一个皇帝统治。

元朝皇帝名字不好记。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欢帖睦尔的名字可能我记一百遍也记不住，但知道他是元朝在华夏大地上的最后一位皇帝。他也是元朝第十一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十五位大汗。元惠宗是元明宗的长子，元武宗的长孙。他于延祐七年四月十七日（1320年5月25日）生于北方草原。至顺元年（1330年）四月，元明宗皇后八不沙被杀，妥欢帖睦尔被流放到高丽大青岛，后又被流放到广西静江（今桂林）。至顺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332年12月14日），元宁宗逝世，太后弘吉剌·卜答失里坚持弃子立侄，下令立妥欢帖睦尔为皇帝，左丞相钦察人燕帖木儿反对，至顺四年（1333年）五月燕帖木儿病死，六月初八（1333年7月19日），妥欢帖睦尔即位。

看来，妥欢帖睦尔在宫廷和权臣的勾斗中也饱经流放的颠沛流离之苦，进军皇位的途中，经历了九死一生，在气数将尽的元朝，这位皇帝也一度幻想着力挽狂澜。

(通往局里官道上的八角亭)

妥欢帖睦尔接位之时，元朝已到了强弩之末。其时，政治之黑暗已前所未有。皇权的争夺，从1308年到1333年，25年间，换了8个皇帝，为世之罕见，皇帝大多不理国政，贪图享受，腐化至极。权臣勾心斗角，欺上瞒下，贪腐成风。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刮的花样层出不穷：“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较为清廉的官吏也 “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统治阶级还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了经济严重衰退，民不聊生。更主要的是元朝一度对汉人和南人采取民族歧视和政治压迫政策。元初，忽必烈屠杀了中国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人惨遭杀害。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有的地方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的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对汉人种族灭绝的罪恶行径，已记录在1985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里。由于屠村、屠城，很多良田变成了蒙古人的牧场，生产力遭到极度的破坏。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奴隶，可以随便剥夺生存权。元朝的法律，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头毛驴价钱。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由蒙古人任保长，菜刀、柴刀、斧头，归保长管理，要用时提出申请。更有甚者，有一些地方，汉人新媳妇初夜权一定要献给蒙古人的保甲长，所以很多汉人偷偷地把第一胎摔死，来保证血统的纯正。汉人、南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妥欢帖睦尔初登大宝，正巧又是权臣伯颜当政，他一手遮天，“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他继续采用排汉的民族压迫政策，甚至还更残暴：蒙古、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不得还手；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之戒，不得执寸铁；严格控制汉人做官的限界；没收汉人铁制农具及禁止汉人文化活动。并且扬言要对几家汉族大姓进行屠杀。深重的压迫、剥削和对人们生存权的剥夺，导致了多地民众的起义。

至元六年（1340年），妥欢帖睦尔扳倒权臣伯颜而亲政。他勤于政事，任用脱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史称“至正新政”，包括颁行法典《至正条格》，以完善法制；颁布举荐守令法，以加强廉政；下令举荐逸隐之士，以选拔人才。元惠宗十分重视地方守令的任用，必须亲自考察其贤愚，并告诫地方官说：“汝守令之职，如牧羊然。饥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饥渴劳逸，无失其时，则羊蕃息矣。汝为我牧此民，无使之失所，而有饥渴之患，则为良牧守矣。”元朝的大树已经朽烂，妥欢帖睦尔再头脑清醒，治国用良臣制良策，再勤政爱民，也无法支撑起将倾的大厦。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已积重难返，尖锐的政治矛盾、社会矛盾上、民族矛盾已成水火之势，红巾起义等民众起义此起彼伏，并转眼呈燎原之势。最后妥欢帖睦尔根本无法控制时局，在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进攻大都时，逃出大都，退到漠北，自此，元朝对中国的统治结束。

而元至正二十年正是南方战事正酣之际，大地上你争我夺，狼烟滚滚：

正月，张士诚取濠、泗、徐、邳等州。三月，朱元璋征浙东名士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到建康。刘伯温曾任元江浙行中书省都事，因反对招抚方国珍被革职，在青田组织地主武装，见朱元璋后，献先取陈友谅之计。闰五月，陈友谅攻陷太平。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汉帝，年号大义。明玉珍得讯，与陈氏断绝，自称陇蜀王。陈友谅率水军东下攻建康，暴发龙湾大战：朱元璋部将康茂才原是陈友谅故交，朱元璋叫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表示愿作内应，引诱陈友谅前来；同时，在龙湾(今江苏南京西北)埋伏大军，等待陈友谅进入包围圈。陈友谅自满大意，轻敌深入，被打得措手不及，战舰搁浅，死者无算。龙湾之战，陈友谅几乎全军覆没，仓皇逃回江州 (今江西九江)。朱元璋收复太平，进克安庆。九月，陈友谅部将欧普祥以袁州降朱元璋。元孛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争山西，争战不息。元政府遣使调解，劝以石岭为界，双方不听命。福建“义兵”万户赛甫丁、阿里密丁据泉州；陈友谅兵攻邵武、汀州、延平诸郡县。

铅山此时为州，属江浙行中书省。由于地处进攻福建之要冲，又产铜，自然是当时兵家必争之地。此期间，德兴进士程养全任铅山判官：“设团甲以保障， 人乐为用”， 起义军来攻， 程养全“出义民力战， 俘获凡万计”（《程敏政. 新安文献志》），可能是最后城破，程养全成了朝廷的牺牲品。而在《大祖实录》里，又记下了铅山州佛母岭的一场战事：“庚申（1365年5月23日），广信指挥王文英率师趋铅山，次佛母岭，与陈友定兵遇，破走之。”战事连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大地之上已没有一块净土。据记载，永平城被“贼"军破城时，很多官僚的家眷用剪刀自杀而死；在元末的战火中，连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之地鹅湖书院，也被烧毁，唯剩碎瓦、断砖、焦土。李谨斯此刻还能在家乡土溪局做隐士逸民，两耳不闻窗外事吗？在喊杀声和哀号声中，大地上还能容得下平静的读书声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大儒的李谨斯，能不振臂而呼，挽大厦之将倾；或倾其所有，保境安民吗？乱世出诗人，至少在他的笔底下，家国情怀会激溅起澎湃的激流和沉郁而浩荡的长歌！《元逸名传》不可考，李谨斯竟然没有留下诗文传世。

(铅山明代状元费宏)

刘伯温多次过铅山去福建。经铅山分水关时，曾吟过：“关头雾露白蒙蒙，关下斜阳照树红。过了秋风浑未觉，满山秔稻入闽中”（刘伯温《咏分水关》）。刘伯温对铅山风土还是熟谙的。刘伯温，23岁考中进士，26岁出任江西高安县丞，后任江西行省椽史、江浙儒副提举兼行省考试官、江浙行省都事等，在元朝的政治体系里，虽不断有小迁升，但他还是在四十八岁这一年弃官隐居到家乡武阳。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攻下金华，诚邀刘伯温出山，刘伯温捋了捋五十岁两鬓的白发，拜别故乡，此后，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谋士之一，帮助朱元璋一统江山。

应该说刘伯温出山的当年，作为大儒又曾当过考官的他，对这年谁考中状元，应该还是知晓的。如果李谨斯这年中状元，且隐居铅山土溪，那刘伯温经过铅山时肯定会前去拜会。

在李谨斯身后约一百年间，铅山县又出了状元费宏。费宏写了大量诗文，没有提到李谨斯。

历史是一个疑问，也是一种猜度，更是一种可能性。就如当下，那么多名演员、作家、官员、高考状元，江山大有人才在，各领风骚三五年，若干年后，谁又能记得他们。后人要读我们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只能由后来的史官去编撰了，历史的真相和史官笔下的真实，往往相距甚远。

元朝是一个特殊时期，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宋末元初的诗人谢枋得在《谢叠山集》就对当时的社会阶层进行了排名，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也就是若干年后知识分子“臭老九”称谓的由来。元朝的状元处境非常尴尬，首先朝庭对于科举制度的态度经常转变，废立不过在统治者一念之间，而且即使科举开设，也存在种族歧视，录取的比例对于汉人来说很不公平，因此元朝时代的状元，几乎名存实亡，朝廷根本不当一回事。据统计，元朝共开科十六次，有状元三十二人，而这三十二人中，就有二十一人生卒年不详，甚至出生地不详。元朝的官方文字初期是蒙古畏兀字，后来是八思巴蒙古字，翻译成汉文肯定和史实有出入。两种语言系统的隔膜，增加辨清历史的难度。就魏元礼而言，他的个人介绍也很简短，和李谨斯相近，元末战乱归里，闭门从事诗书及元曲创作。所不同的是，明朝建立后，他被朱元璋请去修编元史，后来还当了礼部侍郎。他是否借修编元史之机，故意对元至正二十年庚子科状元人名进行“篡改”，对自己的学历进行造假呢？为何他自己的生卒年也不详了呢？按理说一个明朝初年的大官应有完整个人履历和档案，不可能对其生卒年不作记录。

精研起来，历史反而生硬，有一种始终无法洞穿的隔膜。用当下人的想法去猜度古人，就如仰望星空猜度宇宙，自己的内心会突然变得无知、徒劳、茫茫然和虚空。

宋朝有状元，元朝有状元，明朝有状元，多少反映了铅山这个地域的人们渴望文脉的传承而没有断代。那么铅山县清朝有状元吗？民国和当下有状元吗？

(蒋士铨)

清朝虽无状元，但铅山县还是出了当时文坛泰斗之一的蒋士铨。蒋士铨(1725-1785年)，字心余，铅山县城永平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朝考钦取第一”，历任武英殿、国史馆纂修等。乾隆皇帝赏称他与彭元瑞为“江右两名士”。他的诗与袁枚、赵翼齐名，并称“江右三大家”。他的戏曲成就更超过了诗词，被公认为乾隆时代最负盛名的戏曲家，是继关汉卿、汤显祖之后我国又一位伟大的戏曲家，《冬青树》、《临川梦》等妇孺皆知。他五十一至五十七岁，因母归葬，居铅山。期间，在铅山第一状元北宋刘辉读书处主持修建状元塔，并题《重建状元山凌云塔记》，在文中他直抒胸臆：“应星宿之祥，夺标搴帜……继前贤芳躅者，定骎骎(qīn马跑得快)而日上矣”，乃至于“擎天砥柱”，可见作者的气度和雄心以及对铅山大地早日出现大才的渴盼。但文中也可嗅出一点气息：“吾邑……宋元以来，贤臣硕辅，掇巍科建大业者，踵相接出……”，蒋士铨的“宋元”应有所实指，宋朝铅山有状元刘辉及进士四十多人；元朝有载的当地文人、名士或官吏并不多，估计最出名的也只有李谨斯，在蒋士铨那个时代，李谨斯至少在民间是广有传闻的，而真正记录其事，应是从乾隆版《铅山县志》开始。蒋士铨二十六岁担任过《南昌县志》的总纂，他身处的年代，《铅山县志》经过了两次纂修，不知蒋士铨是否参加了该志的修编。

1990版的《铅山县志》说，土溪，其地今不详。铅山县葛仙山乡局里村余氏家谱、彭氏家谱却清晰地记载着，局里村即为土溪，乃李状元故里，这里曾 “名宦如林”、“廷对魁士也数见”。一个乡村，据说曾有九十九口水井，足见过去人口之多。一个乡村敢称“名宦如林”等，确是有些霸气——但我已无法从时间的册页里一一寻访历史上那些如过江之鲫的名士、才俊，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至今虽只过去了659年，但人类的记忆很有限，已无法还原历史的真实，也许历史仅仅是一种虚构，而更多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会留下一滴水。正如我们，也不会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任何痕迹。李谨斯是否是状元不重要，他早已成了一个地域文化的符号，嵌在县志、宗谱里，嵌在一方水土中，令人猜想，令人发思古之悠情。在解读李谨斯时，我们也应像蒋士铨他们那样重立状元塔，重铸状元魂，在文脉浩荡的铅山大地，万千学子和后人应戮力同心，循着先贤的足迹，勇夺鳌头，敢立潮头，奋勇争先，奋发有为，开一代文风，领一行风骚；即使时运不济，也应埋头修炼自我，提升生命的境界。

在永铜时，我经常骑自行车走访局里村。今年国庆假期和友邓伟又往访局里村。局里“山环水抱”“蟠踞有势”“百里三元权推第一之盘局”，当属风水宝地。站在村后的山中，可见不远处的杨村河奔腾而过，河上帆船如林；而村中有两条古驿道在这里交汇，驿道上又响起古老的车马的喧腾声。据闻，村里有下马石，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不知是何人曾享有此等殊荣。

作者：汪峰，江西省铅山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