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乙肝领域是在“文革”十年的后期。一天,领导我们的工宣队师傅通知我,根据需要,同意我可以开始研究肝炎了,我喜出望外。大概是我去过贵州培养过赤脚医生,又担任过工农兵试点班的老师,所以我可以涉足近十年科学研究的禁区了!
记得为学习病毒技术,我曾申请去上海防疫站病毒室学习。他们那里对传统病毒学实验技术有较好的基础,还曾分离出“红眼睛病毒”(微小RNA病毒科70型)。当时因为我已在免疫学领域有“小名气”,他们认为我不是认真的,就拒绝了我,但是容许我站在他们实验室窗外,学习组织培养等技术,至于病毒学其他技术,基本是与免疫学相同的。
后来我才知道,乙肝病毒不能感染大部分体外培养的细胞系,分子生物学才是从事乙肝研究的基础。但是,这些“窗外”的学习也让我“自学”了些病毒学的基本技术,为我以后从事其他病毒研究打下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国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携带者高达10%左右,至于感染率(即有乙肝病毒的抗原或抗体)更是高达60%左右。我国因此曾被称为“乙肝大国”。
当年,我曾对讲课班上的学生做了检测,结果HBsAg携带率也有7%。这对我是个极大的刺激。这些优秀的医学生是我们的接班人,作为HBsAg的携带者,他们是否能胜任今后的任务?作为HBsAg的携带者,对他们从事的医学学科是否应有限制?
随着对乙肝病毒的进一步认识,我更了解,经母婴传播感染的乙肝病毒感染者,会发展为慢性感染,很难治疗。其中一部分可能会发展为慢性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些事实在生活及工作中不断打击着我,使我困扰、忧虑。
令我感慨但又欣慰的是,一次在我给学生讲完公开课后,一位男青年奔向我的讲台,含着泪水告诉我,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一个招聘考试,但是因为HBsAg阳性,未被录取。他问我,如果他通过考试,我们是否会录取他为研究生?我回答说:“当然,欢迎你参加攻克乙肝的队伍。”后来他如愿以偿,来到了我们实验室。完成学业后,他出国深造,继续从事微生物学研究,还不忘回国后,特地给实验室送来了鲜花。
还有一位研究生也是HBsAg阳性,但他在学期间不幸从无症状感染者发展为乙肝患者,住进了肝炎病房。我们保留了他的学籍,经常去探望他,鼓励他积极接受治疗,保持乐观的态度。等他好转出院后,我不再让他做比较辛苦的实验,而是安排他与生物信息学单位合作,用数字化的信息分析中国乙肝毒株的S、C、X等基因的特点,发表了学术论文,身体也恢复了健康。
多少年来,我们实验室从不歧视乙肝感染者,并将这一理念拓宽至家庭和社会。我们亲属、同事中的乙肝感染者都受到了公平、正确的对待。
多年来,无法彻底治愈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我回避不了的心头之痛。这些无处不在的感受,很自然地构成了我与乙肝独特的情缘。广大的乙肝患者至今仍是我难以放下关怀的兄弟姐妹们。献身攻克乙肝的事业,我无怨无悔。我相信愚公移山的精神,如果我不能完成治愈乙肝患者的事业,但是会有更多的同志前仆后继,我相信自有后来人。
——摘编自闻玉梅著《我的乙肝情结》,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