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作者: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国际安徒生奖等荣誉)
《帆》是作家殷健灵全部作品中一部很不一样的书。这些年,殷健灵一直在写作。她的创作速度也许不是当下最快的,但却是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她的灵性、她的敏捷、她笔头的流畅,本可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但她没有。因为她一直有一个十分朴素的写作理念,就是:写一本就是一本。
回头看她的作品,我们会有十分鲜明的印象: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但林子里的树一棵与一棵不一样。
不一样的题材——我认为殷健灵在题材选取方面,超越了我们大多数作家。通常,我们都有相对固定的题材领域,而殷健灵是没有的。在她这里,题材是没有边界的。从《纸人》中走了弯路的少女,到《野芒坡》中的孤儿,再到《云顶》中从城里回到大山里反哺乡村的、曾经的留守少年,我们看到的她一直在广阔的天空中飞翔,寻找着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到达的生活层面。从她开始创作的那一天开始,她就一直在寻觅那些不在我们视野中出现的题材。有些题材,也许我们看到了,但由于我们没有她那种由记者生涯培养起来的深入现场的精神——我们基本上是一些默默打量周围生活或依赖从前生活记忆的人,而不太可能深入本来与己无关的现场去了解去搜寻去体会,所以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写出《野芒坡》和《云顶》。因题材的不同,主题也就不同。她涉及了许多我们的作品不曾触及的主题,比如社会问题、种族等。她叙述的基调也与我们的不太一样,那个基调至少在儿童文学领域是独一无二的。《帆》更是一本她之前作品未曾出现过的风景,这片风景好像只有她一个人看到了,然后让我们也看到了。
一个写作的人总能让作品里现出不一样的风景,那么他或她的作品就有了存在的理由,就有了我们给予它赞美之词的理由。殷健灵那种职业精神、潜入陌生生活领地、打探他人心灵世界的精神,至少应当成为我们钦佩的文学行为。
中国应该多几个像殷健灵这样的作家,多几个像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写《锌皮兵娃娃》的那位女作家那样的作家。多几位,一定是件好事。
《帆》这部作品,对殷健灵来说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因为她要在一本字数不算很多的书中处理跨度很大的时空。时间跨度是100多年,空间是从亚洲到大洋洲,故事发生地牵涉到中国广东开平、上海、西安,新西兰奥克兰、奥塔哥劳伦斯、奥塔哥但尼丁、奥塔哥奥马鲁……空间扯得极开。这是她迄今为止所有作品都未曾处理过的大跨度时空。这需要作者很好地掌控时空转换的调度能力。总的看来,她的调度是自然的,我们甚至能从她的从容转换中感觉到她时空切换的快意。文学的奇妙也许就在这里,它能将时空掌控在笔端,遥远的从前、遥远的天涯海角,它能一忽儿到达,然后逼真地娓娓道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帆》还较为完美地注释了文学“追忆似水年华”的特别本领。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是这样的性格、心态,之所以是这样的生活方式,都与时空有关。正是这一番一番的时空转换,让他们被不断重新塑形。他们对时空的选择是主动的,暗含着性格、心态、生活方式与时空关系的辩证法。总而言之,没有这样的时空转换,也就没有喜莲、凯瑟琳等人物。
如此跨度的时空,给作品带来的深邃感,也是我在阅读《帆》时感觉到的。看过《帆》,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沧桑”一词有更深切的理解。
《帆》这部小说在结构方面的创新,似乎有无穷的空间。从古典形态的小说到现代形态的小说,小说的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现代形态的小说,甚至就是以“结构革命”作为自己的标识之一。但,相对于语言、主题、对存在的选择等方面的变化,小说在结构方面的变化并不如人们印象中的那样变幻万端。结构的变化似乎非常困难。当以“革命”二字来面对结构欲开新的风气时,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结构创新的难度。
《帆》的结构是一部与平常小说不一样,也与殷健灵其他小说不一样的结构。
它有两组故事,一组是关于喜莲的,一组是关于凯瑟琳的。这两组故事并不发生交接,更没有像麻花一样互相缠绕。我们几乎可以将这两组故事各自独立成两部中篇小说。但它们给人的感觉,又是一个整体,是互相需要、互相照应、交相辉映的。当然也有连接——主要连接就是“我”,其情形很像是“我”用双臂各自拥抱了喜莲和凯瑟琳。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连接,这就是主题——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关于故乡,关于“我究竟是谁”“我属于谁”的主题。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这种结构的一个经典。
托尔斯泰的这部长篇,共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安娜·卡列尼娜与沃伦斯基,另一条则是列文与吉娣。如果将这部小说看成是一座桥,那么,这两组关系便是这座桥的两个拱。这两个拱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这两条线索似乎各走各的,从未有过交叉。这与那种虽有多条线索、但那些线索不是平行的而是互相扭抱纠缠在一起的小说不一样。那种小说像一根绳索,由几股做成。而托尔斯泰则分别叙述了这两对恋人的故事。
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觉得这种设置不合理。按理论,一部小说中所存在的一切都必须是互为联系的,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应该漂移在外而成为一个与其他因素皆不相干“野鬼孤魂”。托尔斯泰考虑到了这一点。他用一根木头,将大河两岸联结了起来:这就是亲属关系——这两组人物中,分别有一人有亲戚关系。这一联结是十分脆弱的,但毕竟将两组没有关系的人物变成了有关系的人物,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一个共同体。但,仅有“亲属关系”这一点作为联结线显然不够。我们之所以认可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列组合,是因为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关系:对比关系。托尔斯泰是将两组人物互相比照的,这一关系可能才是更为结实的关系。
双拱或多拱,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主线与副线并不一样。前者不存在谁为主的问题,它们是平等的、并列的,更无隶属关系。而后者有轻重与厚薄的不同对待,并且,副线常常是服从于或服务于主线的。
双拱、多拱在形式上的美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说:《帆》是一座双拱桥,小说中的两条故事线不存在谁为主的问题,它们是平等的、并列的,类似于“双拱桥”,并行不悖而又流畅自然。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2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