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黎星（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天文学，堪称古文明之肇基与渊薮。古代先贤，仰观浩瀚苍穹，俯察方位分野，记录天象变化，确定星宿排列，测算日躔月离，了解黄道白道，标记景昃朔望，创制演进，从观象授时到制定历法，“敬授民时”“以前民用”，发展出包罗众多形态、记录丰富数据、具有精妙特色的以历法制定为核心的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古代天文学的诸多内容，在《周易》这部经典里有所表现，《周易》经传中与天文学现象相关的叙述描写，引发了诸多阐释解读和联想发挥。而在漫长的易学发展史中，将易学的象数义理与天文历法学进行结合，或以易学象数解说天文历法，或引用天文历法的内容进入易学解说体系，也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易学与天文学的交融汇通，形成了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易学与天文学关系的问题，相关资料散见于各种不同类别、不同形式的文献中，其所呈现的角度、方法、观念、结论也各异其趣。综观易学与天文学这一领域所呈现的颇为繁杂的现象，要进行相关的研究，需要厘清诸多观念，明晰相应认识，既宏览博观，又探赜洞微，融通两端，通其法，知其术，明其理，得其义，以期获得能够精当阐释传统文化内涵，又具有新时代认识高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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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典籍里，最早使用“天文”一词的，是《周易》的《贲·彖》，这也是今天仍在使用的“天文学”名称的词源。《系辞传》提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实际上，《周易》经传中所涉及的天文历法的内容颇为丰富，历来受到学者不同程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关注。例如，南宋鲍云龙撰《天原发微》，“以秦汉以来，言天者或拘于数术，或沦于空虚，致天人之故郁而不明，因取《易》中诸大节目，博考详究，先列诸儒之说于前，而以己见辨论其下”。明代黄道周著《三易洞玑》，“盖约天文历数归之于《易》，其曰《三易》者，谓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也；曰《洞玑》者，玑衡古人测天之器，谓以《易》测天，毫忽不爽也”。清代江永的《河洛精蕴·卦象考》中，列举了“天文类”与“岁时类”。近现代及当代学者如尚秉和、闻一多、黄寿祺、潘雨廷、卢央等，在相关研究、论述中都涉及易学与天文学的内容。

　　从《周易》经传来看，《乾》卦与斗建及星宿的关系，《乾》卦辞“元亨利贞”对春夏秋冬的拟取象征，《坤》卦中的天文学意涵，《讼·大象传》体现对天体运动的认识，爻辞“月几望”与月相朔望观测（涉及纪月与月食），《泰》《否》两卦的天文学意涵，《蛊》《革》《巽》卦中的天干名，《临》卦辞“至于八月有凶”与天文历法，《复》卦与作为天文历法关键节点的冬至，卦爻辞中“七日来复”“七日得”与古历法，《睽》卦上九爻辞与星象，《革·大象传》称“治历明时”的意义，《丰》卦爻辞所涉天文现象观测，以及《系辞传》中与天文学相关的论述，尤其是“大衍筮法”这一章与天文历法的关联性，都需再加以全面的考察、梳理、比对、探研、辨析。结合历代易家解说与天文历法文献，有望产生新的总结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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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易学研究，持续发展至今，横亘出一条三千年的易学史浩荡长流，而在此发展进程中，易学体系吸收借鉴天文历法的成果，将易学的象数、义理内容与天文历法相结合，以建构易学解说模式，形成了易学与天文历法的交融。先秦时期，易学与天文历法交融的内容比较稀少单薄，到西汉时期，随着天文历法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太初历》的制定颁行，包括天体观测、天文数据、历法规则在内的相关知识，逐渐被更广泛的知识阶层所认知、熟悉。

　　与此同时，《周易》的经典地位得到提升、确立，易学也进入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繁荣时期，易学的文化解释功能得到极大扩张。因缘际会，在天文历法学与易学同时发展勃兴的汉代，易学体系对天文历法的援引，以及建构模式的形成，成为我们今天相关研究需要追溯的源头。其中，“卦气”说模式的建构及其与天文历法的互动，最值得重视。“卦气”说的基本法则，是以六十四卦中《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其余六十卦，每卦各主六日七分，则三百六十爻共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合周天之数，清晰地显示了“卦气”说对天文学数值的吸纳与尊重。“四正卦”《震》《离》《兑》《坎》主春、夏、秋、冬四时，其各爻主二十四节气；又以十二辟卦主十二辰，其各爻主七十二候。《周易》卦爻象数与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配值，内容涉及历法、物候、气象、礼制等方面，且对其他学科领域也产生旁涉性的影响。

　　此外，京房所创“八宫卦例”“八卦六位”对天文历法的运用，郑玄“爻辰”说融合了易卦与星宿，虞翻易说中具有的天文历法蕴涵等，以及后世对这些内容的接续性探究的资料，颇为繁复。易学体系对天文历法的援引，增益了易学领域的文化内涵，扩大了易学文化的关怀视野，形成了解释宇宙自然、社会人事的模式，作为累积形成的文化传统，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精华，实现其形式与内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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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的体系中，运用易学象数模式或义理思想作为经典依傍和支持内容的例子同样非常丰富。天文历法对易学经典依傍的具体内容，比较显著的，可大致区分为三个类别，一是以易解历，二是援易说历，三是据易制历。当然，此三者又常常是综合应用与显现的，例如，《汉书·律历志》所记刘歆对《三统历》的易学解说，这种融通易学与天文历法的形式，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其文化蕴涵丰富，影响深远，值得进一步探究。再如，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依据《周易》“大衍之数”立法制历，名之为《大衍历》。《大衍历》除了从《易》数中推出基本数据（如通法、策实、揲法）外，还使用卦气说（卦爻象数）来直接解释或说明天象及物候（即所谓“发敛术”）。又如，历代史书《历志》《天文志》中对《周易》经传的推尊与援引，或依据《周易》经传，从根本原理上阐明天地自然之道，阴阳二气之流转，作为历法制定之原则；或以《周易》经传辞句，说明历法的延承、更革、修正等意义所在；又有以《周易》的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模式，来与历法的建构模式进行类比，并借用《周易·系辞上传》“大衍之数五十”章所提及的“天地之数”，以及揲蓍成卦的程式、数目，及其自然哲学的象征寓意，来说明历法中相关数目的设定、安排及其象征意义。这些内容，既有形而上观念理论，又有形而下的建构模式，变通其法，数值匹配，都体现了古代学者满怀热情、苦心孤诣的探究与弥合，这些极具文化特色的内容，都值得进一步研探。

　　通过对易学与天文学研究理路和方法进行省思，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充分掌握相关资料，尽可能做到全面、详尽、准确。唯有充分，才能洞悉对象的全貌，例如，对天文考古学（包括其文物文献等佐证资料）的认识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天文学的实际情况；对现代天文学的了解，有助于进行古今对比，察知奥蕴；唯有准确，才能触及实质，避免误读误判的偏差。应对易学与天文学领域资料的特殊规范有明晰认知，两个领域资料所呈现的各种面相，甚至看似矛盾的形态，都值得注意纳入研究范围。易学与天文学研究，虽然聚焦于两者“双向奔赴”的交叉关联、融通结合，但要求我们对两者的“大本营”都要“叩其两端而竭焉”。其次是进行相关研究，要坚持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如果说，充分、准确地掌握相关资料，才能“持之有故”，那么，坚持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才能“论之成理”。最后应该注意进行恰当的定位及合理的评判。对于易学与天文学，需要注意考辨不同情形下各种学说的学科主体属性、两者的互相借助形态，及其理论目标与实现方法。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融通运用相关学科及旁涉领域发展的新成果。同时，传统研究范式中的某种纵贯性、综合性的形式及成果也需要吸收和借鉴，整合前贤今彦累积下来的成果，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以期刮垢磨光、正本清源。也只有在厘清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一研究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2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