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孝存（作家、文化学者，曾任北京市地方志学会秘书长）
北京话，与北京建城史联系在一起，与北京的历史风云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历代的北京人联系在一起。从蓟燕语，到幽州语、幽燕语、大都话，到明、清北京话，及至当代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多少腔调音韵的溪流汇成了北京语言的长河。
北京金中都公园内营城建都雕塑 资料图片
北京话源头——“蓟燕语”
北京话的源头，出自我国古代边邑“蓟丘”的“蓟燕语”。
我国古代，北京地区被称为“幽陵”。幽者，深远也；陵者，丘陵也。相传，帝尧时代在幽陵一带建“幽都”，顾名思义，它应该有边远城邑的意思。这种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叫作“史前时期”；人们的记事或交流，只能结绳、画图画或使用手势、口语。若是想将见闻、经验传给后人，就要利用歌谣、谚语和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地传说，一代一代传下去。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又称邵公、召康公）的封地，据考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但召公并没有当即移足燕地，而是参加了平息管蔡武庚之乱的战事。召公的原封地“召”，在今陕西岐山西南，当时的周人都城为镐京。召公未到封地，并不等于他不派部众前往燕地；众多的管家、吏役、兵将等，所操语言的语音应该属于“周语”（镐京语音）。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发掘的棺木中，出土了西周早期甲骨文残片，可认证当年蓟燕都城的纪事，承袭了刻在龟甲或牛骨上的殷周甲骨文。
燕国有纪年可考的时间，始于燕惠侯元年（公元前865年）。后来燕襄公将都城从易迁到蓟地都邑蓟城。据考，蓟丘城在今北京广安门外白云观一带。北京之西，被统称为西山，属于太行山余脉；其北军都山东延至山海关，为燕山山脉。
当年燕都蓟城人的口语，应该是融会了周语和蓟地土语（多民族混居地产生）的混合语；而文字，大概是钟鼎文（金文）或竹简文、木简文。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有二百多个“籀文”。据说这籀文，是周宣王时期名叫“史籀”的太史所撰。
周平王东迁，将王城设在成周城（今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之东），史称“东周”。周平王及其部众讲说的镐京语，渐渐与成周语融会，形成了“雅言”。雅言，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周新王城与各方国沟通的通用语言。相传春秋末期的大教育家、鲁国人孔子，就是以雅言给来自各国的弟子授课的。
燕国是宗主周王之下的方国，自然需要在官场中推行雅言。但蓟燕方言依然是燕地的民间流行语。燕昭王元年（公元前311年），昭王在易水旁修建黄金台招贤纳士，所出的告示使用的应该是钟鼎文或石鼓文；前来应招的魏国人乐毅、齐国人邹衍、赵国人剧辛等，自会以雅言相通。
最早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燕春秋》，见于《墨子》；记述“荆轲刺秦王”的《燕丹子》，见于明代的《永乐大典》。
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废“六国古文”，并在官方文书中统一为“小篆”。秦都咸阳的咸阳话，上升为大秦帝国的官话。但由于秦朝的国运仅为十五年，短时间内将咸阳官话替代各郡县的官话有一定难度。若要覆盖民间言语，只能是一个泡影。
秦代燕地流行的依然是蓟燕方言。西汉杨雄撰有《方言》书，集古今各地同义的词语，并注明通行范围。其中，将冀州（河北）、并州（山西）及青州、兖州、徐州（三州为山东）一带的一种方言称为“幽燕话”。
“幽州语”和“幽燕语”
大唐的幽州，是汉人与突厥人、靺鞨人、奚人、契丹人、室韦人等杂居的地方。语言学者以幽州为坐标，将唐代幽燕地区语言称为“幽州语”。
幽州语与大唐中原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和传承关系。“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卢照邻，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人，他的诗集《幽忧子集》今存诗90余首。留下“推敲”典故的唐代大诗人贾岛，范阳人，有《长江集》10卷，留诗370首。陈子昂虽然不是幽州人，但他随军于幽州时留下的《登幽州台歌》却是千古流传。有“诗仙”之称的李白，在《北风行》中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之句。
经历了“渔阳鼙鼓动地来”和沙驼人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之献，契丹族的大辽升幽州为陪都“南京”。契丹是鲜卑人的一支，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得燕云十六州后，其领地内增添了大批汉人。其间，南京又曾改为燕京，幽都府改为析津府，幽都县改为宛平县。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权联宋而灭辽。金完颜亮（海陵王）下诏迁都燕京，后改燕京为“中都”。中都城仿宋汴梁城规制，在辽南京城基础上改扩建。原析津府改为大兴府，辖大兴、宛平等县。当时中都城居住多个民族，计有女真、汉、渤海、契丹、奚等。
从辽至金，大量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涌入北京地区，同时亦有大量汉人被动或主动迁入原来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金代，汉人被驱掠、迁徙到女真地区的为数很多。在这种不同民族混居、融会的历史背景之下，幽州语受阿尔泰语影响（女真语亦属阿尔泰语系），特别是在契丹语和女真语的影响下，“幽州语”演变成“幽燕语”。
金代科举，设“词赋科”，即取士为官，要有词赋的笔试，由此，中都的皇室、贵族、官员，包括汉族士子，多能诗善赋。我们所熟知的“燕京八景”——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据说就是金章宗钦定的。这表明了金人汉化的程度。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并没有改变古汉语及其传承的语言，而是导致入声和浊声的大量消失。
元大都话
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蒙古军在攻打金中都时，这座古老的具有代表性的幽燕古城邑，也就是老北京的前身，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历经蓟、燕都邑，秦广阳郡、东汉幽州、隋涿郡、唐范阳（幽州）、辽南京、金中都的历史名城，被兵火毁于一旦。
1260年，夺得汗位的忽必烈从蒙古高原的都城和林到燕京，以金中都东北郊水泊中的琼华岛上所建的离宫——大宁宫为驻所。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废弃金中都城，并以琼华岛大宁宫为中心，另筑新城。汉人刘秉忠按照《周易·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理念建城。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次年，忽必烈将正在新筑的城定名“大都”。
老北京人自己受冤枉的时候，常有一句话叫作“我比窦娥还冤”，这句话，来源于元代的戏曲大家、大都人关汉卿笔下的杂剧《窦娥冤》。关汉卿大约生于金末，去世的年代约在至元二十六年（1279年）之后。当时的元帝国将治下的百姓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色目人包括唐兀人、畏兀儿人、康里人、钦察人、斡罗思人、阿速人等；汉人包括北方的汉族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等；南人，则指南宋遗民。关汉卿虽然属于第三等级，但从职业来说，就属于最低等级了。那时元帝国将职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关汉卿就属于几乎是最底层的“老九”，仅在乞丐之上。
元代，自唐代实行的科举制长期被取消，儒生也就失去了入仕立业的机会。为了生活，当时的儒生也只能混迹江湖。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大都的儒生，就是其中的几位。他们为教司坊所属的戏班子乃至民间青楼歌妓写杂剧，写曲子，倒也成就了一代“元曲大家”。当年的积水潭（当今的后海、什刹海）岸边的歌楼酒肆、瓦舍勾栏，就是关汉卿等杂剧作家经常出入的场所，也是他与著名女艺人珠帘秀说戏、演唱曲歌的伤情地。
现如今，我们听不到大都话的语音，但却可以见到写于元大都的文字。关汉卿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楔子》：“……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三口儿家属。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俺娘儿两个，过其日月……”从这些文字来看，几乎丝毫不影响我们的阅读和理解。最早见诸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关汉卿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之句；张好古杂剧剧本《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之句。
元代的大都话，并不是蒙古语，而是在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经过几百年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幽燕语”基础上，受蒙古语、突厥语影响而形成的。
在元代周德清所著的《中原声韵》中，将元代北曲用韵分十九部，并首创“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之说。该书每部的字均按阴平、阳平、上、去四声排列，以入声分别派入阳平、上、去三声，记述并反映了元代北方话的语音实况。成书稍后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为元代燕山（北京）卓从之著。该书也是曲韵北派的代表作，亦分十九部；但它只将平声字分三类——大抵以阴、阳两调相配的字另立“阴阳”类，无相配的字归“阴”类或“阳”类，实际上平声只有阴、阳两调。
“内城话”和“外城话”
现代意义的北京话是在明、清逐渐形成并基本定型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由徐达和常遇春统领的明军攻占元大都，大都改为“北平府”。“北京”之名，起源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燕王朱棣登上皇位以后，将北平府改为“北京”，称“行在”。这里的北京，是在元大都（北土城至长安街一线）的基础上营建的，移变成德胜门、安定门一线至前三门一线。
将首都从金陵迁到北京，始于永乐元年；那么，“北京话”之名，也当始于此。
伴随着迁都，大批江淮籍的官员、兵将进驻北京，使原来的大都话又增添了江淮话的成分。此后，来自山西等地的移民被安置在北京地区。
北京的外罗城，建成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防蒙古俺答部侵扰，原本想建造环北京大城一圈的外罗城，因经费不足而只建了北京前三门以南的外罗城。由此，北京有了内城和外城之分。
明代北京，大批外来移民和各地考生入仕为官，带来了外乡省方言的语音。北京宛平知县沈榜在其著作《宛署杂记》卷17《方言》条目中记：“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这一记述，反映了明万历年间北京城内居民五方杂处和各路方言混杂的状况。《宛署杂记》中收录的当时的北京方言词语，计为80余条，其中有些是来自不同民族的语言和外地的方言，如“妗子”（舅母）等。在当时的北京方言中，“父亲”的称谓有三种，即：“爹”、“别”（平声）、“大”。语言学者认为，“爹”为原住居民语，“大”则来自山西，“别”来自江淮语。现今北京话中常用的“爸”，在当时并未出现。
不同地区的汉语方言，如江淮话（包括南京话、安徽话等）、山西话及冀东话等，在明代融入了“北京话”语系。
北京的“内城话”和“外城话”有别的现象，形成于清初。
清太宗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改女真族为“满洲”（简称“满族”），在沈阳（盛京）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此后，皇太极在“满洲八旗”之外，分别增设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汉八旗，主要成员为辽东人，其官兵所讲的语言，大多为源于幽燕语的辽东语（又称沈阳语）。辽东语源于冀东语，冀东语源于幽燕语。而辽东语又有别于冀东话，因为它是受女真语影响的变体。
清入主中原，以北京为都。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廷下谕：“除八旗投充汉人外，凡汉官及商民等人，尽徙南城居住。”于是，北京内城（“前三门”以北）的皇城以外，变成亲王、郡王、贝勒与八旗官兵及眷属的专用地。被迁出内城的非旗人官民及原居民，居住在“前三门”以南的外城。由是，清初的北京话也就分成了两个区域性语言板块——“内城话”和“外城话”。
北京内城居住和驻防的是旗人。爱新觉罗·瀛生（笔名常瀛生）在《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中说：“清初满人入关，在北京形成了‘满语式汉语’。”康熙时代，满洲八旗在汉化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汉八旗官兵及“包衣”（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一个奴仆群体）等。他们说的，是汉八旗的沈阳话，而讲出来的则是满语和沈阳话相掺杂的语言，也就是“满语式汉语”。
到了雍正和乾隆时代，满洲旗人已经使用双语——既会满语又会汉语。与此同时，满语词大量进入汉语。如：“挺”“萨其玛”“逞能”“撺掇”“敢情”“嚼谷儿”等。
在满清入主中原十余年后出生，并在其后40余年内成为作词209首，有“清代第一词人”之称的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是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明珠之子，为康熙朝进士、一等侍卫。他在掌握汉文化和语言方面，应该算得一个传奇。纳兰性德以小令见长，多感伤情调。如《采桑子》：“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闲窗伴懊侬。 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梁启超评纳兰词：“容若小词，直追后主。”王国维说纳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人物口语，有许多清雍正、乾隆时期北京话的特征。如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话说黛玉“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戴。’”其中的“顽”，等同于现今的“玩”；“姨太太着我”，即现今的“姨太太叫（让）我”。个别语词有别，但意思可懂。再如《红楼梦》中用的“才刚”，已在如今被颠倒成“刚才”了。
基本摆脱“满洲式的汉语”，形成北京“旗人语”的时间，大约在道光、咸丰时期。代表当时北京方言语的文学作品，是满洲镶红旗人文康（别署燕北闲人）成书于道光中叶的《儿女英雄传》。如该书第八回“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一双人偏寻根觅究”中：“安公子此时的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直同天人一样。假如姑娘说日头从西出来，他都信得及，岂有个不谨遵台命的？忙答应了一声，一抖积伶儿，把作揖也忘了……”其中几乎全都是当今的白话，只是将“寻根究底”写作了“寻根觅究”；将“抖机灵”写作了“抖积伶儿”，但近似或音同，只是多了一个“儿化”。
我们常说的“京韵京腔”，可在京剧的唱腔和念白中体验。徽班在乾隆年间进京以后，并没有形成纯粹的“京腔”；直到道光年间楚腔（又称汉调）进京与徽班合作，形成了“皮黄戏”。由此，皮黄戏被称为“京腔”。随着同治、光绪年间京剧在北京形成繁荣局面，剧中的“京白”使北京官话呈现出独特的京腔京韵，并使其成为后来的普通话的标准音。
清代，原本生活或搬迁到北京外城的住民，大多为明代遗民，说的是明代北京方言。相对从关外而来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明代遗民就成了“北京土著”，而“土著”讲的话，就是“北京土语”；若溯其源，北京土语为“幽燕语”的传承，幽燕语为“幽州语”的传承。
关于北京土语，可见戏剧家、北京文史风俗专家齐如山先生的专著《北京土话》。土语的语音，我们可以从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段子里领略一二：“哎，那（音“内”）天我你去啦，赶上你没在家。我溜溜儿等你半天，你压根儿也没回来。我一看褶子啦，我就撒丫子啦。”
轻声和儿化
轻声和儿化，是老北京话的显著特征。轻声，也叫“轻音”，即某些词里的音节或句子里的词，念成又轻又短的调子。北京话里，轻声字（弱读音节）在整个音韵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双音节词，两个音节的轻重程度大多不同，相比而言，前一个音节较重，后一个音节较轻。如北京话说的：老实、鼓捣、尾巴、窝囊、豆腐等。
北京话里轻音的作用有多种，其中有改变词义和词性的：如，名词的“言语”，即说的话，轻声后的“你言语一声啊”（你说句话啊），原本的“名词”变成了“动词”。轻声后动词变成名词的，如，“不要把精力花费在没用的地方”，其中的“花费”为动词；若变成“天天买零食也是不小的花费”，这“花费”就变成了名词。
所谓“儿化”，就是后缀“儿”字，但不自成音节，而是只表示一种卷舌作用，使韵母“儿化”。
齐如山先生在《略谈国剧无声不歌——兼谈念字法及小字辙》中说：“说某某胡同，则说本音，如泛泛说胡同，则说胡同儿。”如：我们说“家在茶食胡同”，不儿化；若说“我们家就在前门外的小胡同儿里”，加儿化。对此，齐先生有一系列举例：三条腿，儿化为“三条腿儿”；喝豆汁，儿化为“喝豆汁儿”；“票友”，儿化为“票友儿”等。
语言学者认为，北京话的儿化，是唐代的幽州语、辽金幽燕语的传承。明代晚期，儿化音已显成熟。北京的满洲旗人在初学汉语，特别是在说汉语“儿”时，会显出“大舌头”腔调，因为遇词尾的“儿”，他们不习惯“儿化”，而是将其单成音节。
昔时，老北京专营煤行的多为河北定兴人，澡堂里的服务人员的多为河北宝坻人。其词语带“儿”字的，不是“儿化”，而是单成音节。如煤行的定兴话：“一清早儿，摇了五百斤煤球儿。”当年北京胡同的孩子学说定兴煤行话，说煤铺伙计是“摇煤球儿的（音‘地’）”。澡堂的宝坻伙计招呼顾客：“修脚不？还有个蜡头儿（敷脚的热石蜡）呢。”这两地的方言，都属于辽金时代古老的幽燕语系。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追究一下辽燕京话或金中都话，是不是听一听定兴话和宝坻话的语音就能有所体验呢？
老北京话语汇中的儿化，很有讲究。比如“门”。北京的城门——正阳门（前门）、宣武门、崇文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广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一律不儿化；但有三个城门例外，一个是“东便门儿”、一个是“西便门儿”，还有一个是“广渠门儿”。这种“儿化”与不“儿化”的区别，当是明清北京口语的习惯成自然。
而宅院的“门”，则一律儿化，如大门儿、二门儿、关门儿、开门儿、前门儿、后门儿。如果用反了，将永定门叫成“永定门儿”，或将“后门儿”说成“后门”，就不成“北京话”，甚至闹笑话。
再有就是“闪音”（也有叫作“吞音”的），即舌尖向齿龈轻闪而成。如说前门外的“大栅栏”，老北京的口语音为“大什蜡”；或者在快速的口语中，“吞”掉中间的“栅”（什）而为“大儿腊”，或“大腊”。
往事越千年，弹指一挥间。当今广安门立交桥附近的滨河公园，在金代宫殿遗址竖立着“北京建都纪念阙”。以金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计，至建纪念阙的2003年，为850年。若以西周时代的蓟燕古城计，北京城建的日子就在3000年以上了。
从蓟燕语，到幽州语、幽燕语、大都话，到明、清北京话，及当代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多少腔调音韵的溪流汇成了北京语言的长河。
普通话化，是当代新老北京人语言的总趋势。伴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近几十年来，北京内城、外城，远近区县及多个部委、大学、军队大院，除少数地域，大多已经普通话化。与此同时，由于求学、工作等因素，原本就属于移民城市的北京，又增添了多少新的“乡音”。外来语词，电脑语言、网络语言，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北京流行语。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21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