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泽乾

　　近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短短两天时间内，接连作出三项重大裁决，在舆论界引发了一场风暴。这三个案子所涉及的，都是当前美国两党斗争最为激烈、民意最为分裂的领域，而其结果无一例外，在6名保守派大法官的通力合作下，以三次6比3的表决作出了有利于保守派共和党的裁决。一时间，美国司法体系不断加剧的政治化倾向再一次引发了各界人士的批评，法律是否还能够代表美国人民意志和切实利益的问题也成为舆论焦点。

　　三项裁决，三次右转

　　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高校录取中系统性考虑种族因素的做法违宪，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务必将学生的个人经历而非肤色作为关键考量因素。这项裁决推翻了此前奉行的基于《平权法案》的政策，该政策旨在推动校园中的种族多元化，并一定程度上补偿在美国漫长的种族歧视过程中受到迫害的少数群体。外界普遍认为，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在美国高校中的比例将被压缩。

　　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二项裁决同样涉及教育领域。最高法院以“违反重大问题原则”为由，裁定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违法，导致关乎4300亿美元和4000万美国借款人的免债计划正式宣告破产。其实早在竞选总统期间，拜登便承诺要减免学生贷款来争取大学生群体的选票。2022年他正式宣布了该计划，主要内容是个人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或家庭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学生，可以在申请后获得1万美元的联邦贷款减免。然而，该计划在国会共和党人的阻力下未能通过，拜登不得不以总统行政权强制推行。现如今最高法院的判决意味着拜登以行政命令实施该政策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拜登本人直接表示“当前的最高法院不是一个正常的法院”。

　　就在第二项判决出炉的同日，美国最高法院就反对性少数群体一案也给出了裁决结果。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以“言论自由”为依据，支持了科罗拉多州网页设计师洛丽·史密斯对本州的起诉。史密斯认为，科罗拉多州通过的反歧视法律将使自己在未来出现被迫创建同性婚姻网络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这是继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美国右翼保守派在分裂的美国价值观战场上的又一次胜利。

　　美国最高法院已是政治的附庸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司法系统最终上诉法院，是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者，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总统提名，享有终身任期。由于近年来总统在提名大法官时只青睐跟自己政见一致的人选，最高法院的运行模式从头到尾都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对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而言，谁能控制多数的大法官，谁就能利用美国宪法与法制作为武器攻击其对手。

　　目前，联邦最高法院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一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手缔造的。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在民主党任期内去世，时任总统奥巴马试图推举自由派法官接替斯卡利亚，但当时共和党人以正在举行大选为由拒绝立即举行听证会，最终特朗普于2017年胜选后提名了49岁的保守派法官戈萨奇出任该职位。在此后的2018年和2020年，又先后出现大法官离世的情况，特朗普抓住机会任命了卡瓦诺和巴雷特两位保守派法官。至此，保守派几乎彻底“掌控”了联邦最高法院。

　　据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与政治献金脱不开干系。知情人士透露，曾有神秘捐赠者向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政治团体一次性捐赠了16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已知的最大一笔秘密政治献金。然而这笔巨款的捐赠过程却异常神秘，是通过“一系列不寻常的交易”成功避税后完成的，最终流向了由伦纳德·利奥领导的“联邦党人学会”。该学会40年来专注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目前共和党任命的6名保守派法官都与该学会有关联，其领导人正是特朗普任期内的司法顾问。据报道，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多次与伦纳德讨论大法官人选。

　　新任法官上任后，不仅弱化了对政治捐款的监管，使得保守派进一步通过各种渠道募集政治献金，而且在案件审理上被指责不顾是非曲直，只以政治立场作为唯一标准进行裁决。6名保守派大法官之一的克拉伦斯·托马斯曾对媒体直言：“自由派让我的生活痛苦了43年，现如今（保守派占多数），我也要让他们痛苦43年。”

　　司法体系政治化加速美国走向混乱

　　美国正面临着建国两百多年来最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美国社会在种族、教育、控枪、妇女权益等各种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这种分歧原本可以通过公正的立法来消弭，但对于美国来说，不断加剧的司法体系政治化使这种可能性化为泡影。如果说日前美国司法机构在种族、教育问题上的决定只是引发了争议，那么在控枪和妇女权益问题上的裁定则是彻底点燃了美国人民愤怒的“导火索”。

　　枪支暴力问题是困扰美国多年的社会性问题。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截至7月22日，今年美国各类涉枪事件已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2.1万多人受伤。可以说，美国是世界上枪支暴力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然而面对如此紧迫的治安问题，美国政府在控枪方面却迟迟不采取行动，原因之一可归咎于司法体系的政治化。作为反控枪集团的“幕后黑手”，美国全国步枪协会通过大量的政治献金，不断游说政客，阻碍控枪立法。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该协会在公开渠道就给予特朗普3000万美元的捐款。特朗普上台后，坐拥右翼国会势力和6名保守派大法官，驾驶着立法和司法两大“民主马车”，成功将“控枪法案”拖入死胡同。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政客和资本实现了双赢，代价则是平民的鲜血。

　　不仅如此，美国司法机构在妇女权益问题上的立场更是令世界震惊。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推翻“罗诉韦德案”，美国女性堕胎权从此不再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受此影响，多达十几个州颁布了极其严格的堕胎禁令。这一决定使得2200万女性无法在本州获得堕胎途径。就在世人痛斥这一决定是“文明的倒退”时，特朗普却高调为其操控下的保守派大法官背书，他称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是“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生命胜利”。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威廉·高尔斯指出：“宪政民主的成败取决于制定和实施法律的制度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如果你彻底怀疑这些制度，那么宪政民主作为一个整体就会陷入困境。”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民主党选民认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受政治驱动的，此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共和党选民和超过一半的独立政见人士持有此观点。和2022年1月的结果相比，认为美国司法体系被政治裹挟的人数增加了20%。

　　美国政客将恶斗延伸至司法体系，“美式民主”的地基岌岌可危。也许美国人已经发现，无论选票投给谁，他们的利益都会被当作政治筹码出卖。自诩的“民主灯塔”已经沦为笑柄，如今的美国正在一条不归路上狂飙。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24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