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君（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院长〔主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的高度结合，都有民族英雄挺身而出，坚决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书写了壮美的历史篇章。作为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可谓爱国主义与斗争精神高度结合的典范样本。加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研究与宣传，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深沉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并且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与表现。近代历史上爱国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彻底摆脱外国列强的侵略凌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爱国主义情怀越真挚，政治立场才会越坚定，斗争起来才会越有方向、底气和力量。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以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为引领的，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尺寸不可让人”的领土主权意识。早在1871年，年届花甲的左宗棠得到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即致信刘锦棠，要他做好以武力抗争的准备，并表示自己“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与刘毅斋京卿》，《左宗棠全集》第11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21页）。尽管左宗棠此时是新疆军务的“局外人”，但他常怀忧国之心，不愿置身事外。1873年初，总理衙门向左宗棠询问新疆情况，他激愤地表示：“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336页）这种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清廷于1875年下定了以武力收复新疆的决心。

　　二是建设边疆、巩固边防的强烈国防意识。在左宗棠看来，收复新疆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更是边防稳固的保障。因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第6册，第701~703页）。所以，在重点谋划收复新疆的同时，他也在谋划如何更好地建设新疆。譬如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包括设立义塾、改革币制、谨慎通商、发展畜牧业以及削减冗员节省编制等，前期为收复新疆的军队提供了军需，后期则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稳固边防打下了坚实基础。“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即是对其建设新疆、巩固边防成效的诗意描写。

　　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

　　明知收复新疆的阻力和困难重重，但左宗棠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敢于同各种阻力和困难作斗争，为最终收复新疆注入了强大动力。敢于同错误认识作斗争。进军新疆之前，朝廷内外加强海防之议呼声甚高，李鸿章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竟至要停撤西征军粮饷“匀作海防之饷”（《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左宗棠对加强海防、放弃新疆的言论予以批评，提出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6册，第190页）的主张，为清廷所采纳。没有左宗棠的据理力争，就没有朝野上下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思想统一，新疆也很可能在海防与塞防的嘈杂之争中彻底丢失。

　　敢于同侵略势力作斗争。鸦片战争后军事上的接连惨败，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蒙上了恐惧的阴影，面对侵略往往妥协为上，不惜以割地赔款了事。但左宗棠始终铁骨铮铮，坚持与侵略势力作坚决斗争。阿古柏勾结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马嘉理案”向清廷施压，企图阻滞清军收复南疆的进程时，左宗棠抱定阿古柏集团为“必讨之贼”的决心，按计划进军南疆不误，彻底粉碎了阿古柏霸据南疆的阴谋；署盛京将军崇厚奉朝廷之命赴俄谈判收回伊犁，却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左宗棠得知后义愤填膺，以豪情和决断迫使清廷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重启收回伊犁谈判。得力于左宗棠的坚强决心和强大的军事后盾，曾纪泽在与沙俄的谈判中据理力争，通过签订《中俄改订条约》收回了伊犁。

　　敢于同艰苦条件作斗争。新疆地区戈壁苍茫，路途遥远崎岖，开展军事行动耗费极大。而清廷正值内忧外患，国库不足，粮饷奇缺，武器装备又十分落后。面对种种艰难困苦，左宗棠没有丝毫退却，他深知“西北用兵，以粮与运为最急最难”（《答陕抚蒋璞山中丞》，《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169页），“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而筹转运尤难于筹粮”（《答皖抚英西林中丞》，《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101页），因此，他在筹兵、筹饷、筹粮、筹转运等各方面用心良苦。筹兵方面，秉持“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的精兵主义；筹饷方面，除了反复向清廷催要外，还通过各种办法向外国银行借款以解燃眉之急；筹粮方面，大力发展屯垦事业；筹转运方面，商运、兵运、民运，能为我用即无所不用。除此之外，左宗棠还专门开办兰州机器局自造枪炮以供应前线。通过一系列努力，左宗棠不仅克服了艰苦条件，筑牢了进军新疆的物质基础，而且极大地节省了朝廷开支。

　　善于斗争的过硬本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成功，既是无畏斗争精神的体现，更是过硬斗争本领的体现。充分的战前准备。智者不打无准备之仗。战前在了解对手、筹措军备粮草以及鼓舞士气等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即是斗争艺术的重要体现。在得知列强侵占新疆的消息后，左宗棠心急如焚，不断向亲友袒露忧患心迹，并就此下定武力收复新疆之决心，但却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在静待清廷外交斡旋结果的同时，在促成清廷内部达成收复新疆的共识方面做出努力。即使在1875年5月受命为收复新疆钦差大臣后，他也并未急于进军，而是在筹兵、筹饷、筹粮、筹转运，特别是在优化装备、鼓舞士气等多方面进行周密谋划与战事动员，在他认为大致准备就绪后才正式开启收复新疆的军事之旅，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历史使命。

　　正确的战术运用。在收复新疆的战略上，左宗棠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方针。“先北后南”是指先安定北疆，再进军南疆，不急于收复伊犁，这是由新疆南北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同时也暗含左宗棠先消灭阿古柏集团，再迫使沙俄归还伊犁的战略意图。“缓进急战”即先积极治军，准备物资，一旦出击，速战速决，这实际上就是谋定而后动、谋定而快动，是左宗棠在深谙传统军事理论的基础上，通盘考虑敌我双方综合情况后做出的正确决断，对于整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正如他在总结成功经验时所言：“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围万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与孝勋孝同》，《左宗棠全集》第13册，第181页）。可以说，收复新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倚赖于左宗棠等人善于斗争的过硬本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是中华民族近代抵抗外侮史上不可多得的光辉篇章，是弘扬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的宝贵教材。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左宗棠的英雄壮举“在所有现代国家的历史上是最杰出的”，“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这一壮举对于我们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主要有二：其一，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外部环境越复杂、外敌气焰越嚣张，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越显可贵，是克敌制胜的无价法宝。其二，要正确把握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辩证关系：首先要敢于斗争，“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同时更要善于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不打无理性之仗，更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能确保斗争结果的完胜。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