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耳其的阿达纳机场到哈塔伊省的路上，建筑物从稍有裂痕过渡到“层叠式”垮塌，响着警笛的救护车不断从身边驶过……这一切都让王墨感觉回到了十五年前的北川。
当地时间2月6日，土耳其连续发生两次7.8级强震，应土耳其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遣中国救援队82名队员赴土实施国际救援。
有着24年消防经验的王墨是现任中国救援队行动队队长。相比15年前从北京长途跋涉到北川县城的那种担忧，此刻王墨的心里多了一分信心。
面对强震，以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为主要骨干的中国救援队在1小时内确定了初步方案，2个小时内组建队伍，并确认了所有搜救装备和物资。经过15年的专业训练，中国消防再次奔赴地震救援现场。
遗憾
2008年5月13日上午，时任北京消防丰台支队方庄特勤中队中队长的王墨接到前往四川灾区的通知。前一天，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强烈的一次地震，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10万平方公里。
这场地震让全国人民心碎。没有时间思考，王墨集结了中队里20名精英前往汶川。队员把破拆、顶撑等大型工具扛着装车，直奔机场，顾不上收拾自己的生活物资。
时任丰台西站特勤消防中队中队长的王伟依旧记得，出发的时候，自己只拎着一个袋子，里面装了一身秋衣、一身绒衣、两双袜子、一条内裤、一条烟。
当天，353名官兵组成了地震救援队赶赴汶川地震灾区。然而到了灾区，习惯了城市救援的北京消防碰到了四川山区，却感到了不适应。
首先是体能的消耗。北京消防的器材以城市救援为主，普遍大且重。当时的液压扩张器、剪切钳都重达几十斤。山路只有一人宽，小推车上不去，战士们把器械肩扛、手拎、用绳子捆在身上，翻七八座山抵达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石坝乡。
因为体力消耗太大，重型机动救援装备全部留在了营区。王墨记得，到达青川县石坝乡的时候，只携带了轻便的手动破拆工具。
在从青川徒步前往北川的途中，他们发现山区里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垒的，队伍携带的雷达，还有各种破拆工具搜索效率低，很难发挥作用。反而是搜救犬搜索相对有效。
朝阳消防搜救犬队的队员徐东亮参加了救援。他记得受到山区地形、地面条件影响，搜救犬的犬鞋工作五到十分钟就会脱落。因为坍塌现场有很多挖掘机留下的尖锐石头、钢筋、玻璃，不少犬的脚垫受伤。
王墨记得，挖掘机无法进入现场，探测到有生命迹象，只能用双手去刨。“我们使劲抡大锤、钻孔、切割钢筋，精神高度紧张，每次救援都要累到虚脱为止。”
他后来知道了，地震救援不同于一般的抢险救援。在与其他国际救援队合作的过程中，王墨看到了他们的轮换机制与操作配合，科学的人员分工、严谨的救援预案比用蛮力重要得多。
信息传输范围不够也是当时城市消防的特点之一：以往处置火灾事故的信息传输，最多不超出一栋楼，所以电台的信号仅可覆盖方圆两三公里范围。
王伟也带领着20个人前往青川县。为了把大山深处人员伤亡与物资缺损情况传递出去，每翻一个山他就留一个队员和电台在山头，采取电台接力传送消息。但即使是接力传输，中间一旦有一个人电台出了问题，信息传输就会中断。
最后他们采取了最原始的方法向外传递情况：把消息写在信上，让熟悉地形的孩子连夜跑出大山找大部队。文字信息尚且困难，更别提图片与视频，前后方的沟通与研判几乎中断。
在青川县红光乡，王伟遇到一对父女。小女孩哭着说妈妈被砸了。他们就把周边的竹子砍了做成简易担架，几个战士轮流抬着孩子妈妈下山，山路陡峭，仅靠手几分钟就抓不住光滑的竹子担架，队员们就用绳子把担架绑在肩上，不停歇地轮流抬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把她送到救护车上。
从四川回北京的火车上，路过石家庄的时候，战友们接到了女孩爸爸的电话。女孩妈妈在地震中把肾砸破了，最终还是去世了。王伟记得，车上的战士们哭成了一片。
转变
对于刚刚30岁的王伟来说，汶川地震是生命中沉重的一笔。下了火车记者采访，看着北京一片和谐安详，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活着真好”。
在大自然面前，消防员们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面对不同的灾害，消防装备匮乏，人员专业素质能力不够。除了日常的灭火救援，消防还要拓展水域救援、山岳救援等。”王墨说。
那时的北京甚至全国都还没有形成有关地震救援的专业队伍，2008年后，应国家消防局的要求，各省市开始组建地震救援队。
北京总队逐步发展为“三重七轻”。参与汶川救援的朝阳、海淀、丰台三支队伍被列为地震重型救援队重点培养，每支队伍中有100多位地震救援专业人员。这些队伍的人员装备、作战能力、编组间协调作战等都具有较高水平，可以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同时，各个支队根据负责辖区的情况，将水域救援、山岳救援补充完整。其中，密云建立了水域专业救援队，高空山岳专业救援队则建在了怀柔。
王伟在2017年来到了总队担任装备运输处处长。他见证着救援装备从大型工具逐渐向灵活机动、便携高效化的转变。“液压剪从一个手臂长缩短到巴掌大小，外接的电源与液压泵也用电池代替。一旦出现需要紧急救援的事件，不必四处找油便可开始救援。”
当年王伟拎着一个袋子出发救援的窘状不再重现，现在单兵的72小时野外生存背包，里面包含了野外生存所需的帐篷、防潮垫、睡袋、炉子、洗漱用品、指南针、净水片、药品、灯具、多功能刀具等一整套生活装备。队伍后勤保障组还带着野外联排帐篷、炊事机械、大型净水机、移动厕所、洗衣烘干机，甚至大到显示屏、打印机、咖啡机，小到纸抽、牙线、驱蚊液等物品，“能想到的所有野外生存的装备我们都要考虑配备。”王伟说。
队伍注重库房管理。库房里放置救援类、顶撑类、破拆类、救助类、保障类、通讯类等装备箱。需要救援时，直接在表格上查看需要的物资，箱子的体积、重量，需要什么样的飞机运输一目了然，不必再从箱子中卸货去室内安检。
后勤保障做好了，后续就是严苛的训练。十几年间，科学化、体系化的作战训练在救援队伍中的应用越来越常见，为了让队员们在 “黄金72小时”里能做更多的事，汶川地震后，每年应急管理部和北京总队都会组织各专业队去凤凰岭国家地震救援中心拉练。
丰台消防救援支队作战训练科的苗海青记得，最难的一次拉练任务是纵向破拆。总队模拟建筑物因地震出现层叠式垮塌，两个石质的预制板间没有任何缝隙，救援人员需要用起重气垫将它支起来，然后用“木支撑”的方式做加固，确保石板不会掉落伤及救援人员。
通道打开后，队员爬进去会发现一个被水泥板死死封住的水泥管，需要横向破拆打开洞口才能钻进去。之后会遇见一个直径30厘米的原木，需要把原木切割后运输出来，才能看到最里面的被困人员。
汲取了汶川地震的救援经验，指挥员会更加注重对救援队员的保护。将近4个小时的救援，队员们全程趴着完成，但15分钟会轮换一个人进行作业。这种轮换机制和交叉作业保证了现场救援效率和安全。
“木支撑”也保证了空间的稳定性。一旦出现意外，支撑的木头会产生“吱吱”的声响作为预警，提升了救援行动的安全性。“以前地震救援支撑只是作为救援课程讲一讲，现在每年消防训练基地都要专题训练支撑科目。”王墨说。
为了让搜救犬可以排除衣物、食物、动物干扰，准确探测到有生命迹象的、有温度的人体味道，犬队会在训练场上用20个铁箱，其中5个队员代表被困者，剩下的15个箱子放上搜救犬喜欢的狗粮、烤鸭、排骨等食物，以及人刚使用过的被子、鞋袜、帽子等物品。犬队里，已有15条犬能完成考核，达到出警标准，还有20条犬仍在训练。
2018年，应急管理部以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为主要骨干，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和中国应急总医院有关的人员组建形成中国救援队。
为了吸取跨区域地震救援的经验教训，国内外只要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特勤支队都会进行响应。“我们会收集灾区信息，了解地震所在区域有无居民区、主要的建筑类型以及适用的装备。队员会对所需装备、器材进行清点，以备得到上级命令后随时能够出动。”王墨说。
考验
2019年10月，联合国城市搜索与救援咨询团对中国救援队进行了147项考评。只要有一项出现“红牌”不合格，就会被判考核失败。通常一支国际救援队从成立到接受联合国测评最短准备时间是2年，而中国救援队仅用了1年，顺利通过了联合国分级测评。
2021年、2022年，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联合举办“应急使命”抗震救灾实战化演习，两次都是在极端天气下的无预案拉练，中国救援队积极参加，并创新应用了一批新技术、新装备。
真正的考验远比演练来得残酷。当地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连续发生两次7.8级强震。截至2月26日，路透社报道，土叙两国地震造成的死亡总人数超过5万人。
应土耳其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遣中国救援队82名队员赴土实施国际救援。
2月6日晚上10点，中国救援队启动准备工作。王墨记得，根据飞机上所能承载的重量、体积，半小时就完成了器材装备准备。队员们携带着针对狭小空间破拆的电动角磨机、凿岩机、切割锯，还有起重气垫、千斤顶、液压钳等器材赶往机场。并从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搜救犬队中抽出4条搜救犬一同前往。
在救援队抵达机场时，就已经收到了由土耳其大使馆和救援队信息官整理的救援点位地震情况、道路交通、建筑结构特点等信息。
土叙地震救援，总队信通处总共带了13个箱子，近800公斤的通讯装备。但仅派了李勇一名队员就撑起了整个通讯网络。图像传输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通过公网，4G单兵图像传输技术可以将现场灾害的施救情况，实时反馈给现场指挥部、北京消防救援总队以及国家救援局。
救援时间很宝贵，只能打“精准战”。真正被建筑物埋压后，声音才是最准确的。生命探测仪容易受周边人群干扰，现场土耳其人一喊“安静”，旁边几个救援队伍都会把工作停下，汽车发动机关掉，保持静默。
当地时间2月7日下午4点，中国救援队发现一个被埋孕妇。中国救援队与土耳其官方救援队打通了一条11米的通道，孕妇被家具、床垫卡住，切割时产生大量热量，为了保障不伤到孕妇，用顶撑一点点将障碍物牵引、移除，花了7个小时成功救出。
当地的昼夜温差近30摄氏度，中国救援队后勤保障组组长徐亮记得，早晨睡醒，被子和帐篷上结了霜花。在土耳其救援的几天里，包括徐亮在内的很多队员耳朵被冻伤，嘴唇出现裂口、流血。所幸后勤保障已比15年前强了很多，可以吃上热饭、洗上热水澡。
按照国际惯例，救援队到了晚上就要进入营区，确保安全休息，而中国救援队将队员分为三组，轮番作战，没有间断。徐亮用手机下载了翻译软件和志愿者聊天，有的人感动哭了，还有人说“想去中国看看。”
中国救援队大部分救援和土方一起交替进行。“其实各个国家使用的器材装备都差不多，中国救援队的优势在于技术。”中国救援队队员毕洪一说。
在中国救援队解救第五个被困人员时，毕洪一记得，他被挤压的状态呈现“C”字型，下半身基本没有回血了。由于埋压时间较久，他需要医疗的支持，救援人员需要把洞口扩大后，让医疗人员进去。
洞口扩大的同时，要对现场进行支撑，土方认为使用挖掘机效果好，想从上方挖掘，但是考虑到上方有大量的建筑残渣，存在掉落的安全隐患，土方最终接受中国救援队的意见：从下方把被困人员所在的地板撬开，通过挖掘机的前臂进行机械支撑，组合其他支撑技术把洞口扩大把人成功救出。
2月12日，清理现场时，中国救援队发现了第6位被困人员。他已经被埋150小时以上，但还能说话。救援过程中，发生了一场五级多的余震。“站在马路上，都有被弹起来的感觉。”毕洪一记得，旁边的危楼还在不停掉落碎片。
截至土耳其当地时间2月16日，在执行救援任务期间，中国救援队搜索评估建筑87栋，排查总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共营救被困人员6人，搜寻遇难者11人。
现在，这支队伍的荣誉墙上又多了一份奖状——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实习生 金芷怡 【编辑:卞立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