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青年论坛】 

“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青年历史学者谈古代文明比较研究

　　编者按

　　关于东西方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近年来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对古代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比较，寻找各自文明的特殊性，并从中总结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国内外史学界虽然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但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相比，相关史学成果并不丰富。历史学者在从事文明比较研究时，需要具备哪些方法与技艺？面临哪些挑战，又在哪些领域可能会取得突破？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三位青年学者，结合他们所研究的领域，共同探讨历史学者如何参与文明比较研究的相关问题。

　　与谈人

　　郭涛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希腊研究中心副教授

　　白春晓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忠孝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周晓菲

　　文明比较研究的现状

　　主持人：众所周知，对不同文明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有助于深刻认识各文明之间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请各位学者结合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具体介绍一下文明比较研究的现状。

郭涛 人物素描：卢重光

　　郭涛：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古典研究传统中，古希腊罗马文明被理想化为人类文明的典范，同时以古典语文学为基础、基于文本中心的阐释性研究是主流，而文明比较研究容易被忽视。从20世纪开始，文明比较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古典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取得重要成绩者有二。一是20世纪初以弗雷泽、简·哈里森等英国学者为代表的“剑桥仪式学派”，他们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古希腊宗教，《金枝》便是其中的扛鼎之作。二是20世纪中后期以韦尔南、戴第安等法国学者为代表的“巴黎学派”。他们以基于人类学理论的“结构主义”为解释框架，邀请研究古希腊、古代中国、印度、非洲等不同文明的学者，围绕战争、献祭、神谕等主题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对不同文明的比较重新审视西方古典文明的特性及其与当代西方文明的关联。“巴黎学派”的影响最初局限于法国，后来随着剑桥大学荣誉教授杰佛里·劳埃德、哈佛大学荷马研究权威纳吉等学者的参与和推介，逐渐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在对古典文明历史的研究中，轴心时代的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帝国时代的罗马与古代中国历史文化比较等方面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影响范围有限。

王忠孝 人物素描：卢重光

　　王忠孝：如上所述，在西方，从事古典文明比较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古典学系。进入21世纪后，围绕古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所开展的比较研究，出版数量有所增加，但怀着高度热忱参与到比较研究实践中去的古典学学者寥寥可数。在国内学术界，近些年来，我们不时听到呼吁重视比较史研究的声音。一些学术会议和论坛常被冠以中西古典文明或中西古史比较之类的主题，但真正带有比较性质、具有创见性的成果并不很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历史学者总担心自身的外文功底不够，难以从原始材料入手展开有效的比较研究；认为每个文明的发展进程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思维惯性增加了其从事比较研究的难度。另外，由于国内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基础浅，从事这方面研究往往强调先把西学功底扎实打牢。因此，跨文明的比较研究通常并不被视作学科内学术训练的一部分，青年学者从事比较研究的积极性不高。

白春晓 人物素描：卢重光

　　白春晓：其实，早在历史学产生的阶段，东西方历史学者们就开始运用比较的方法。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史记》都记载过各自已知世界不同文明区域的制度、文化、习俗，比较研究他们所处的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塔西佗在审视罗马帝国的同时写了《日耳曼尼亚志》，详细记录了日耳曼人的生活情况。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著作中，对古希腊与波斯、罗马与日耳曼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是突出的主题。在18、19世纪，伏尔泰、赫尔德、黑格尔等人都对东西方文明进行过比较研究。20世纪以来，斯宾格勒、汤因比等进行的文明形态比较研究影响深远，无论是8种文明形态（斯宾格勒），还是26种文明形态（汤因比），一定程度上都对现代西方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弊端进行深入剖析，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由此看来，历史学具有从事文明比较研究、思考文明互鉴问题的悠久传统，对此我们不应忽视。

　　历史学者从事文明比较研究的方法

　　主持人：能否请各位专家具体谈一谈历史学者从事文明比较研究、思考文明互鉴问题的方法与技艺呢？

　　白春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学者首要的工作是收集、整理、鉴别各种史料，其次是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因此，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无法脱离历史研究。例如，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调查了当时158个希腊城邦的历史和制度，并加以比较辨析，从而撰写出体系严密的《政治学》。当然，历史学者不能只聚焦于史料工作，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史学研究，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具体而言，常见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有以下三种：第一，选取历史上典型的个案（如人物、著作等）进行比较和剖析，试图以小见大，解释历史发展的因果，这种方法经常运用于思想史研究中。第二，对某一区域或国家不同阶段的历史特征进行比较，有助于分析国家盛衰与社会治乱的原因。第三，对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不同区域和国家进行比较，以解释某些文明的共同特征和具体差异。后两种研究侧重于宏观的制度框架、社会结构、群体心理层面，需要大量的史料支撑，在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可能会获得突破性进展。

　　郭涛：傅斯年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深受19世纪西方古典语文学影响的论断表明，对史料文献的分析是历史学者的一门重要技艺。无论是对史料“二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考证的历史学传统，还是对文本“互文性”分析的新近研究趋向，在逻辑上很容易拓展到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与互鉴，这也是历史学者从事文明比较研究的一大优势。此外，历史学也经常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在西方古典史研究中，国内方兴未艾的“身份认同研究”除了研究问题本身，使用的“我者”“他者”等概念多基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英国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摩西·芬利爵士的《奥德修斯的世界》和俄裔美国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化世界的社会与经济史》分别是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事西方古史研究的范例。

　　王忠孝：我认为，对从事比较研究的历史学者来说，“比较”更多的是视角层面，而非依托一套系统的方法论。历史学注重从一手史料出发，关注细节，以时间为线，力图建构一套完整的叙事链。历史学者擅长在两个大体处于同一时段的文明单元之间开展比较研究，这和社会学的分支历史社会学通过预设多个比较项进行因果分析，或以理论和概念先行剖析社会结构的比较不同。历史学者强调“同中求异、异中见同”的比较观，尤其侧重于前者。譬如，在由德国学者沃尔特·夏戴尔以及穆启乐和闵道安主编的三部围绕罗马-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论文集中，大部分文章涉及的比较议题主要在于突出罗马和古代中国之间的关键性差异。两个文明单元的共性先验性地被涵盖在了同一主题之下，诸如官僚制、人口流动、边疆和腹地等。历史学者习惯于在提前设置好的主题下探寻两个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关键差异，进而解释历史走向的多样性。

　　历史学者从事文明比较研究面临的挑战

　　主持人：历史学者在从事文明比较研究时，拥有独特的方法与技艺，与此同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请各位学者具体谈谈相较于其他学科，历史学的文明比较研究会面临哪些挑战？

　　王忠孝：历史学者在开展比较研究时，的确存在来自多个方面的挑战，譬如学科壁垒，使得学者们不愿轻易涉足自身不熟悉的领域，不过这是普遍现象，并非单独针对历史学而言。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者在比较研究方法论上往往缺乏系统阐述，批判性不足。此外，还容易一头扎进史料堆中，过多地关注细枝末节。精细化的研究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就比较研究而言，对细节的过度关注容易造成研究者目力所及遍是差异，容易忽视共性。另外，语言问题也是影响比较研究的一大因素，例如针对古代中国和希腊-罗马文明的比较，由于涉及语种较多，给历史学者从事相关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白春晓：汤因比曾说，历史学家应在研究细节的历史和研究完整的历史之间保持平衡。遗憾的是，近年来的历史研究似乎仍难以把握好这种平衡。历史学者在从事文明比较研究时，也面临着过于细节化的挑战。客观上，这是历史学科分工日益细化的趋势所致，而在主观上，历史学者们的确想规避以往比较史学中出现的一些弊病。一个较为明显的弊病是：将不同文明或国家的特征概括出来（如爱美的、理性的、宗教的、实用的，或者专制的、自由的、开放的、保守的，等等），然后作为各种类型加以比较。这种“标签化”的比较研究忽视了文明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动态发展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比如，过去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往往轻易地将古希腊视为“自由的”“民主的”文明类型。这既割裂了希腊城邦时代与克里特-迈锡尼王国时代的联系，又忽视了古典时代希腊世界与亚洲、非洲文明的密切互动，以及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郭涛：历史学者从事文明比较研究还会面临理论创新上的挑战。上述“巴黎学派”宣称的“结构主义”旨归不是构建一个跨文明的普遍适用的结构体系，而是重新定义希腊文化之所以称为“希腊文化”的原因，因此比较的结果突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特性与差异。相较之下，雅斯贝尔斯的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的“轴心时代”与“轴心突破”理论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但围绕这一理论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文明比较研究的结果，应该是既突出各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应看到文明的共性。历史学者需要回答，对不同文明之间共性和特性的比较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应该在何种理论框架下展开相关研究？诸如此类的深层次的理论思考，是包括青年一代在内的所有历史学者所欠缺的。

　　推动历史比较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主持人：请各位专家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谈谈历史比较研究未来可在哪些方面着力突破，进而取得更大的成效。

　　郭涛：我认为，轴心时代中希文明的思想史比较是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之一。近年来我国学者已有一些探索，如张巍主编论文专题《古希腊的“轴心突破”：新思考》（见《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英文刊，2016年第4期），是通过文明比较路径跳出传统西方历史叙事模式的新近成果。在蛮族观念与身份认同问题上，研究基础也较为充分，如黄洋比较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的蛮族书写，其发表的英文成果在国际学界获得广泛关注。此外，接受史研究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西方古典文明在近代中国的接受史，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精英所进行的相关探索时至今日仍具启发性，比如，胡适等“五四”学人采取破旧立新的路径，与之相反，吴宓与“学衡派”采取“将新内容入旧格律”的方法，基于中国传统对西方古典文化进行重塑和再造。近年来，钱钟书等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研究与译介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荷兰博睿出版社2018年出版了题为《古希腊罗马在东亚的接受》的论文集，汇集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前辈学者的研究无疑为当代学者思考在文明比较研究中如何彰显中国学者视角提供了宝贵经验。

　　白春晓：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比较史学是文明互鉴的有力抓手，可以突破以往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形态研究的局限。近年来，国内学界已经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著作出现，成为青年学者的路标。比如，马克垚在《汉朝与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2020年）一书中，研究了汉朝和罗马的战略思想，比较了双方的作战方式、边防政策、后勤保障、军费开支等方面。吴晓群长期关注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的死亡观念与葬礼仪式，用英文撰写了《古风和古典时代希腊与先秦中国的丧礼》（2018年）。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罗马的战争观念，中国与其他古老文明的宗教和仪式等，都还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而对于以往的“治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我们除了指出其“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外，还应该进一步扎实地进行比较环境史研究，从环境史、灾害史、气候史等领域，科学比较和分析公元前四千纪以来亚欧大陆上几大主要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变迁对人类文明所产生的真实影响。同样，我们对古代中国农业和地中海农业之间的异同也需要进一步研究。随着研究手段的提高和学术的积淀日渐丰富，有些先前的结论很可能需要更正或补充。在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上，对于轴心时代的思想体系和古代亚欧大陆诸帝国的治理模式，也需要历史学者进行更为细致的比较和分析。

　　王忠孝：除了两位老师提到的几个领域外，“帝国”研究也是比较史发挥优势的一个舞台，它是近二十年来方兴未艾的一个热门话题。参与其中的不仅有历史学者，还有来自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由于历史学长于叙事，重视历史时间演进的动态脉络，尤其强调从一手文献入手，关注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因此，由历史学者书写的帝国比较研究具有独到的价值和贡献，他们往往能够对帝国权力的生成、维持和衰败背后的物质文化基础给出精到的分析。世界观和政治秩序、中心和边疆的互动、战争与和平、官僚体系、帝国城市及其功能等都是可比性强的话题。古典文明比较研究开展的前提还在于寻找到一个具备可比性的平台。其中的一个价值在于它鼓励学者突破单一学科的视界，在认识到差异性的同时，寻求文明之间的共性。只要方法得当，比较研究在历史学中是可以大放异彩的。

　　专家点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洋：严格地说，历史学者对域外文明的所有研究实质上都是一种文明互鉴行为，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也恰恰是文明的互鉴。这是因为，历史学者在研究异域文明时，通常是从自身文明出发、以自身文明为参照，来理解和把握他们所研究的异域文明的，同时历史学者对异域文明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会逐渐沉淀、内化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但历史学者往往并未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相比起来，文明比较研究可以看成是更积极的、也更自觉的文明互鉴行为。通过比较，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文明之间的共性以及不同文明独到的创造。一些影响广泛的文明史解释框架正是在宏观的文明比较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开创的“文化形态史观”和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就是这样。遗憾的是，正如三位青年学者注意到的，由于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历史学的专门化等因素交相作用，文明比较研究并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这些因素中，尤以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至深。

　　就西方古典学而言，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把古希腊罗马文明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奠基和根源，因而赋予其特殊的地位：古希腊罗马文明非其他古代文明所能比拟。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古典学也成了一门凌驾于其他古代文明研究之上的学问，西方古典学家自然对文明比较研究不感兴趣。直到20世纪后期，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受到深刻剖析与反思，西方古典学界才开始打开视野，将西方古典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置于比较的视野之下加以考察。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包括西方古典学界在内的西方知识界的关注和重视。虽然西方古典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仍然仅受到西方古典学界少数人的关注，但其实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潮流，而且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业已蔚为大观。实际上，西方古典学中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接受研究或称接受史研究——也是同一趋势的一部分，而且也同样可以归为文明互鉴研究的范畴。其中一些研究特别关注到西方古典传统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

　　西方古典学家们的这些尝试对我们进一步推进文明比较研究和文明互鉴都有启发性。正如一些西方古典学家注意到的，中国学者依托中国历史与文明的背景，具有从事文明比较研究的优势。我们不能指望、也不需要一套历史比较研究的通用方法，只需确定具有可比性且有助于深化对相关文明的理解的问题，便可加以研究。问题是，文明的比较研究和文明互鉴不能仅仅依赖我国人数相对较少的域外文明研究者，还需要人数众多的中国文明研究者的参与。和西方古典学面临的问题相似，中国文明研究者也需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开拓研究的视野。

　　中西古典学这两门学问的比较也具有文明互鉴的意义。在国际学术界，“古典学”一词指的是西方的古典学，但实际上在西方文明之外如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中也存在深厚的古典学传统。裘锡圭先生呼吁重建中国的古典学，值得重视。如果我们能吸取西方古典学之长，将中国古典学重建为一门从多学科角度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对推动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大庆：虽然比较方法的运用跟历史学一样古老，但作为历史学分支的比较历史学，尤其是作为一个专业研究领域的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则是晚近才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研究路径的出现，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世界开始真正连为一体的产物，人类开始有能力全面了解和审视从古到今产生的几乎所有文明；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和交流的增强，也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走出自身文明的局限，深入了解其他文明的强烈愿望。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渐深化，文明的比较研究更是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研究取向，涌现出一批颇具影响的著述和学说，其中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开创的“文化形态史观”和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为代表。

　　不过，这种研究路径从产生之初就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从研究对象来看，作为需要跨越两个甚至多个文明的研究者，不仅要对自身的文明有深入的了解，更需要对作为“他者”的异域文明也有精准的认知，故而，具有贯通两个以上文明的知识成为这个领域研究者的一个基本要求。但随着现代学术研究专业化趋势的出现，学科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化，学者们既不愿意也很难跨出自己的专业研究范围。于是，“专家”不断涌现，“通才”越发难产。从研究的工具和方法来看，在文明的比较研究实践中，学者们还会遇到很多更为实际的困难。比如需要掌握多门古今语言，不然就难以直接阅读对象国的原始文献，追踪学术前沿；同时，还需要设法打通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不然就很难对异域文化获得真正的理解。再有，文明比较在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天然困境，更需要学者们加以认真思考和谨慎应对。比如，学者们多从自身文明的视角出发去解读其他文明，由此必然会产生“以己度人”的误读风险，大到对整个文明的评判，小到对关键概念的转换或翻译。还有，在文明比较中，如何选择恰当的比较对象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比较研究的前提条件，即两者需要具有可比性，而且更关系到比较研究的成效，即比较对象的选择或比较主题的确定需要确保这些研究是有意义的。大体来说，比较对象之间要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同中见异、异中求同”的目标。

　　虽然存在诸多困难，但并不是要说文明的比较研究是不可能的，而是旨在说明我们要对比较研究的难度予以充分和自觉的认识，亟须深化对比较研究本身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对此，以上三位青年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颇具启发性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尽管文明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但其意义十分重大，具有广阔的前景。因为只有通过文明的比较研究，才能从中总结和归纳出文明发展的独特性和规律性，从而真正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也只有通过文明的比较研究，才能加深世界上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在平等对话中互学互鉴，共同进步。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0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