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改梵为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3.4.3总第108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云冈石窟第一窟的东边有一个小山坡，大部分时候游人罕至，颇为清静。那里如今放置了一块形似山峰的岩石，石前有一方黑色的墓碑，上面镌刻着两行字：“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这是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墓，2018年他在北京逝世，三年后，骨灰安葬于此。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是宿白的学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世之后)那个时候，很多宿先生工作过的地方都想是不是能够葬在(自己)那儿。后来他的子女决定葬在云冈，因为他的石窟寺研究就是从云冈开始的，他的几篇代表作都是关于云冈的，他第一次办全国石窟寺考古人员培训班也是在云冈。”

　　1942年，还在大学读书的宿白就在一次假期游历中，被云冈恢弘的崖刻大佛深深吸引。1947年，在北大图书馆兼任编目工作的他，整理善本时偶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这是1147年金朝皇统年间撰刻的一篇文字，记录了云冈石窟的历史和重修情况，原碑早已轶毁，拓本也不复存在，元末《析津志》抄录过此碑文，但并未刊印，明初编《永乐大典》时又抄录《析津志》文字，后毁于庚子之役，幸而光绪年间缪荃孙的抄本将这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1950年，跟随雁北文物勘察团的脚步，宿白又到云冈石窟进行了实地勘察。次年，结合已有的考古成果，他写出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后经反复修改于1956年第一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发表。这篇文章重建了云冈石窟的年代体系和后期的营建历史。

　　此后几十年，宿白始终保持着对云冈石窟的关注和研究，陆续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不仅对云冈石窟的艺术特点、历史背景等做了全面阐述，并根据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对洞窟的分期进行了划定，同时还提出“云冈模式”理论，一举确立了云冈在中国石窟寺历史上的关键性意义。

　　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宿白的研究也为云冈石窟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阶段。正如杭侃所说：“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美术史、艺术史，宿先生之后则主要是从考古的角度去做研究。”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中国石窟寺的历史上，云冈其实并不是最早的一处。

　　自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后，至公元一世纪佛像兴起，而后发展出了石窟寺。汉代时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石窟造像艺术也随着往来不绝的驼铃声东渐，最先落地生根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大约开凿于三世纪的克孜尔石窟，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

　　克孜尔之后，石窟沿河西走廊才进入中原腹地。唐朝时，皇帝两度入蜀避祸，政治经济重心一度南移，石窟的火种又传入巴蜀，以至西藏。“我们一般把(中国)石窟分成四个大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主要是现在的四川重庆还有江浙一带、西藏地区。”杭侃说。

　　根据2021年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统计，国内现今保存有近6000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中，云冈之所以位居四大石窟之列，享有盛名，不仅在于它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也是第一座开凿于首都的皇家石窟，更因为在它那些大大小小的佛像上展现着北方游牧民族中原化、西来像法中国化的演进过程。云冈石窟的出现，使中国石窟寺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宿白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东自辽宁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及其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

　　公元398年，拓跋珪击败后燕入主中原，定都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正式称帝。他既好黄老，也读佛经，曾下诏在京城为沙门始建佛塔、佛殿、讲堂和禅室，还把赵郡沙门法果招致京师，“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仍旧道佛二教并奉，从京城到各地广设佛像，还命沙门“敷导民俗”。等到太武帝拓跋焘掌权时，灭掉了佛教发达、塔寺甚多、僧人工匠无数的北凉，使凉州佛教东传，北魏佛教迎来了兴盛期。

　　尽管在拓跋焘统一北方之后，也曾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佛事件，但文成帝拓跋濬甫一登基，便下诏复法，佛教反而以更大的势头发展起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他看到了佛教的有利于统治的一面。”杭侃说，由于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利用宗教统治中原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必然。

　　太武帝废佛期间，僧侣或惨遭坑杀或还俗保命，一位法号昙曜的僧人却始终贴身穿着法服，死守信仰。复法以后，昙曜被任命为沙门统，他即向文成帝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得到应允后于公元460年，带领一众石工在平城以西三十余里的武州山砸下了开凿石窟的第一锤。

　　《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昙曜五窟。如今学术界将这五所洞窟编为第16~20窟，位于石窟整体的西区东侧，这里自然断崖较高、斩山工作量较小，是最利于开凿的地段。

　　五所洞窟的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均出自昙曜本人，他自凉州而来，熟悉西域佛影窟的形制，于是将旧例作为借鉴，并融入自己的想象。虽然如此，昙曜五窟中仍保留着明显的异域风情，可以看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子：比如标志性的第20窟 “露天大佛”，肉髻高耸、长眉细眼、高鼻深目、嘴角上翘、蓄八字须，富有西方人种特征，体现了印度佛像艺术中保留的希腊痕迹；衣着也与印度佛装样式相似，内著僧祇支，络腋边缘有联珠、忍冬纹饰，外着袈裟，袒右肩，其上刻有厚重衣纹，似仿毛质衣料。再比如，第18窟主尊大佛东侧的十位弟子，高鼻深目、毛发卷曲、额头后倾、颧骨突出、下颚明显，均为典型的西洋面孔。而在窟形上，这五所洞窟皆为大像窟，半圆马蹄形、穹窿顶，明显受到印度礼拜窟支提的影响。

　　昙曜之后，开凿没有停止。从465年到494年，中区及东部的一部分又开凿了五组双窟及若干小窟。此期石窟平面多作方形，有前室，有的窟中央立塔柱。窟顶多雕平棊，龛有上下重龛、左右对称式和屋形龛等。造像题材多样，大像减少，开始出现世俗供养人行列。

　　这是云冈石窟最为兴盛的时期，呈现出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的恢弘之势：“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也是随着北魏的逐渐汉化而在石窟造像上开始体现出本土化趋势的时期：比如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壁的菩萨像，开始呈现出汉人的面部特征，鼻头小而圆、眼窝扁平、面相丰润；被称为“音乐窟”的第 12 窟，在众多伎乐手持的乐器中，既有龟兹的五弦、西亚波斯的竖箜篌、天竺的梵贝，鲜卑的羌笛、羯鼓、胡笳、琵琶等，也有中原的筝、排箫、横笛、琴等，并且这些起舞飞天的伎乐基本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与印度的男女双飞天形象大相径庭；服饰上也逐渐汉化，第 5 窟佛像已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装，第 6 窟则模仿汉式皇室贵族衮冕创造出全新的服饰，外衣为广袖汉式长袍，袖口宽阔、长垂至膝，衣襟为左衽、领口开至胸前，点缀有缚带，下装长裙，衣摆宽松飘逸、垂至脚踝、褶纹重叠；石窟的形制则开始吸收汉式建筑特征，外立面如"正面六间木构建筑"的第9、10窟，最早出现了仿木结构窟檐及屋形龛等。除此之外，据杭侃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包括佛传故事、装饰纹样的布局，(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画像石的构图方式” 。

　　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已开凿了34 年的云冈石窟作为皇家工程宣告结束。但民间仍在西部山崖上凿刻，又增添了许多不成组的中小窟。这些石窟的雕饰更加精美，龛楣、帐饰日益繁杂，造像衣服下部的褶纹也越来越重叠；法像更清秀脱俗，佛细颈削肩、神情飘渺，菩萨清秀俊逸、孤傲脱俗，完全符合中国人对神仙的想象。至此，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改梵为夏的历史过程也得以完结。

　　不过伴随迁都，云冈石窟也逐渐陷于衰落，至北魏后，历朝仅以修缮为主。有唐一代，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云冈未再有大项工程；辽金时期的主要工程限于大规模修整；到明代时，石窟几近荒废，寺院建筑也被焚毁；清顺治八年，木构窟檐和寺院得以重修，康熙皇帝还曾为云冈寺御书匾额“庄严法相”，乾隆年间亦对石窟有所修葺。

　　“大同这个地方处于农牧交错带，它的生态是脆弱的，经不起大的消耗。迁都之后，自然就不再那么繁华。而开窟尤其开大石窟，一定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杭侃说，云冈石窟的衰微背后有着多重因素：“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信仰会有不同的形式，宋代以后佛教更多的民间化、世俗化，国家也不再把开窟造像当成一个凝聚社会共识的手段。此外，到辽代时已经没有地方开窟了，所以像第11窟中辽代补凿的造像只能利用没有完成的壁面。”

　　近代意义上的重新发现

　　到二十世纪初，饱经千年沧桑的云冈已满目荒凉、破败，延绵一公里的窟群被前代的军堡残垣分隔东西，东部洞窟坍塌、颓废，西部洞窟则为民居、马厩占用，中部孑然独存的石佛古寺，香客寥寥，不再是众善趋鹜的清修胜地。直到1902年，一位名叫伊东忠太的日本工学博士意外地踏足，云冈才在近代意义上被重新发现。

　　此前一年，伊东忠太带领日本考察团，对北京紫禁城进行过为期两个月的考察和测绘。这次重回中国，游历至大同时，他从当地知县口中得知城外向西三十余里的郊外有一处石窟寺，于是立即借阅县志，查找相关记事。翌日天不亮，他便出发前往云冈，当恢弘的遗迹展现在眼前时，登时“欢喜雀跃，手舞足蹈，不知所措”。回到北京，他将这趟旅程写作《云冈旅行记》，几年后又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査报告》《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将云冈故迹推向了海外学术界的视野中。

　　伊东忠太之后，大村西崖、松本文三郎、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一批又一批日本学者直奔云冈而来。法国汉学家沙畹、瑞典学者喜龙仁也到过云冈，为石窟留下了最早的考察和摄影资料。云冈石窟由此声名鹊起，成为建筑学界和美术学界的一大巡礼地。

　　1938年至1944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的学者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等人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记录及实测工作，并发掘了窟前和周边的部分建筑遗址。七年时间里，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包括照片、拓片和手绘的实测图。1945年后，长野等人对云冈石窟的调查终止，开始着手整理资料和编写报告。1951年到1956年，他们陆续刊布了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云冈石窟最为全面系统的调查报告。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所以，当宿白在1978年以一篇《云冈石窟分期试论》推翻了日本学者的分期和方法论，重新划定了云冈石窟的三个时期与相应的形制与造像特征，从根本上改写了云冈研究的基础时，日本学界自然无法按捺。1980年和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和《云冈石窟之谜》两篇文章，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激烈反驳，甚至质疑其所采用文献的真实性。

　　于是，宿白在1982年特意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一文，答复长广的质疑，并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阐释。在严谨的论证面前，长广敏雄最终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至此，以宿白为代表的中国石窟寺考古成为了世界云冈研究领域不可忽视、无从绕过的一支重要力量。考古学家徐苹芳有一句话评价宿白的开创意义："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探寻、抢救与预防性保护

　　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如今已成为云冈学研究的重镇。2019年，二十卷本的《云冈石窟全集》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

　　在这套全集中，除了全景式展现了所有石窟群的雕刻内容，价值尤其突出的还在于对历次考古成果的披露与梳理。而这些成果，很多都来自短短五十年之内的发掘与研究。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长广敏雄、水野清一在三四十年代所做的考古调查，围绕云冈石窟所做的较大规模发掘总共还有四次。

　　1972年到1973年，配合石窟的加固维修，第9、10窟前庭和前室上方平台进行了一次清理。

　　1987年，在维修加固工程中对第5窟山顶东侧小山谷西的一些附属小窟前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一处辽代厅堂遗址，内有地灶、火炕的僧房遗迹和水池遗迹。

　　1992年至1993年，配合“八五”工程，窟前地面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其中作为云冈规模最大的洞窟、也是中途停工的大型洞窟之一的第3窟，发现了北魏以降开凿石窟遗留下的未完工的岩基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基等遗迹，被评为“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年，与防渗水工程同步进行的首次窟顶发掘。2010年第二次发掘。2011年，第5-6窟顶发现又一处北魏辽金塔院式寺院遗址，以及包括铸造井台和熔铁炉遗迹的辽金铸造工场。这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铸造工场，对研究《天工开物》和冶金铸造史以及宋辽金“失蜡铸造法”都有重要价值，因此获评“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而从这些历程中不难看出，每一次考古都是伴随石窟的保护工作展开的。这是石窟考古的一大特点，因为发掘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历经千年的洞窟已十分脆弱，只能跟随保护进行一些工作。

　　这种情况在未来也许会发生些许变化。一方面考古和保护的技术会不断得到更新，更重要的是对待石窟遗产的意识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2021年2月，专门负责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与管理工作的“云冈研究院”挂牌成立，院长杭侃称：“过去以保护作为最主要的职能，所以很多地方都叫文管所、文保所。研究院成立的一个很大变化是，保护和研究并重，甚至研究要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区别于墓葬等地下遗址，石窟考古需要兼顾田野考古和洞窟考古两个部分，所有考古发现都与洞窟本身相联系。因此，杭侃同时强调：“过去我们基本上关注的就是洞窟本身，现在我们要结合发掘，去考虑云冈石窟不同时期的景观。”

　　“我们正在努力还原出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这里的所有活动轨迹，进一步探索云冈石窟的奥秘。” 但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王雁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云冈石窟自开凿之后始终处于频繁的活动之中，所以地层破坏严重，相比保存略好的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窟前遗址破坏严重，考古报告编写工作有很大困难。

　　尽管所有文物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但相比可以创造微环境加以保护的小型文物，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石窟，所面临的威胁要更多也更难以抵抗。云冈研究院石质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孙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人为的破坏，影响石窟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还涉及三类：“一个是物理性的，原本山体是一个整体，后来工匠把它掏空了，从结构上来说就失稳了；一个是化学性的，比如大气粉尘、降水；一个是生物性的，比如有些动物在洞窟里面筑巢，一些小动物在佛像上攀爬，还有一些树木的根劈作用。”

　　其中，水害是最为严峻的考验。大气降水会对石窟外立壁造成直接的冲刷，并透过山体累日渗透，同时可能导致地下水上升；窟内外温度变化导致的干湿交替会出现大量的凝结水；水中的盐碱等成分也会加速石窟的风化。而且水害的破坏力不只停留在佛像表面，而是会波及到整个岩体。

　　因此从1961年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相关维护和修缮工作始终得到高度重视。1960年代，针对洞窟普遍存在的裂缝、坍塌、石雕剥落等问题，率先在第1、2窟采用锚杆牵拉、环氧树脂灌浆粘接和传统加固技术进行试验；1973年，周恩来提出三年修好石窟的目标任务，随后大规模的抢救加固工程展开，基本解决了洞窟稳定性问题，最大限度保持了石窟原貌；1990年代，“八五”保护工程通过降低和硬化窟前地面、修建第7、8窟保护性窟檐及山顶防水排水设施等综合手段治理水害，取得初步效果，2002年防水工程启动，历时五年解决了西部窟群的严重渗水问题；2012年起，五华洞危岩加固、彩塑壁画修复、地面雕刻遗址展示、保护性窟檐建设等又陆续完成。

　　在此过程中，保护工作也得到了逐渐深化，从抢救性向预防性转变。1999年云冈石窟启动世界遗产的申报，次年便开始拆迁山门前建筑、建设广场等。而随着2001年申遗成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更全面展开，不仅搬迁了附近的一镇六村，还新建了5万多平方米配套建筑和设置，打造了全新的封闭式景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09国道的改线。109国道曾是大同市区通往云冈的唯一公路，作为著名的“煤都”，运煤车辆也经此络绎不绝地驶向省外。而这条路距离石窟只有350米，大量扬起的煤灰粉尘附着于石窟之上，给佛像披上一件件“黑袈裟”，装满煤炭的载重货车带来的震动，也对岩体稳定造成了影响。1998年，109国道全长26公里的云冈段实行了改线，以2.3亿的投入将问题根除。

　　石窟造像及周边装饰性雕刻上的小尺度病害，也是影响文物价值的关键，但由于体量较小，在大型工程中不易被人关注。2015年以来，云冈相继完成第5、7、8、11、12、13及昙曜五窟和西部洞窟外立壁的日常保养，遏制了小型病害的发展。

　　最近的二十年，保护与研究还搭乘上了科技快车。2003年起，云冈通过近景摄影测量、手持三维激光扫描、站式三维激光扫描相结合的采集方式，对石窟进行数字化采集建模，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数字化全部覆盖，目前已完成了一半。

　　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何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住建部的一些摄影测量实验就已经在云冈做出过尝试，只是受制于各方面原因，效果未能尽如人意。“真正开始(数字化采集)是从2003年，激光扫描技术正式引入文物行业。到2005年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幅立面图。2017年，我们完成了第3窟西后室的复制，这是全球首例不可移动大体量文物的复制成功；2018年，第12窟、第18窟完成了可移动拆装的复制。2020年，我们又建成了中国石窟寺领域第一个先进的计算中心。”

　　何勇说，下一步他们的目标是“打造数字云冈，为云冈的保护与治理、建设与发展提供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支持”，包括向考古人员共享文物、为文保人员提供监测数据。孙波也表示，对于云冈石窟这类大型遗产的保护工作而言，数字化有助于更立体地了解洞窟中的病害，为治理效果提供科学的评估依据：“理想的石窟保护是分为四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抢救性的，第二阶段是科学性的，第三阶段是模拟性的，第四阶段是艺术性的。我们现在处在第二阶段，希望更多领域、更多学科、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仍是一道尚未寻找到最佳答案的难题。所有的尝试与努力，只是尽力延长文物的生命周期，却无法彻底终止其迈向消亡的脚步。对于已然脆弱并且仍将时刻面对风雨的石窟而言，更是如此。“但这就是保护的魅力。”孙波说：“很多情况下，我们把文物比作一个老者，它是有生命的，而把自己比作一个医生，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延长它寿命。”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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