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邓晖
王放的身份很多元——作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他承担《保护生物学》《生物多样性导论》等课程教学多年；走下讲台，他发起、参与了不少与自然保护相关的公益活动和调查项目；而作为一位6岁男孩的父亲，带着孩子在小区里游荡、看鸟看昆虫，是他最乐此不疲的事。
在他看来，对于迫切想让孩子放下手机、亲近自然的家长来说，花费不菲的自然教育训练营并不是唯一选择。最好的自然教育，其实就在孩子身边。
记者：近年来，自然教育实践在各地蓬勃发展。当孩子们在自然中奔跑、探索时，他们会得到什么？
王放：最早期的自然教育先行者们，像梭罗、缪尔、利奥波德等用特别优美又有科学性的语言歌颂了瓦尔登湖、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甚至威斯康星的一个小木屋。在他们看来，人在自然中才能够形成健全人格，才能够完整体会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记得利奥波德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像山一样思考”，就是指在自然之中人们能够找回内心深处的那些东西，包括坚强勇敢、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好奇心与责任感。
记者：正是看到这些益处，让孩子参加自然教育活动正在成为城市家庭的热门选择。但很多机构课程报价不菲，半天活动就要花去六七百元甚至上千元。家长们时不时还会“踩雷”，花了钱却觉得没啥收获。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什么才是好的自然教育？
王放：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自然教育论坛。整整三天，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带着孩子去自然训练营，怎么带孩子设计自然校本课程、课外活动……这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触：为什么要把自然教育限制在孩子身上？事实上，当下成年人的自然教育也是非常缺失的。而当成年人不熟悉、不了解自然的时候，就很难带给孩子导向正确的自然教育，也就只能简单地依赖培训机构。
我确实能感受到家长们对于优质自然教育的渴求。去年上海市林业总站、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复旦大学共同发起了“貉以为家”公民科学家项目，邀请上海市民和我们一起调查城市里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野生貉的分布情况。一开始，我们很忐忑，没把握到底有多少人关心这件事。但市民的热情远远超乎想象，几百名各行各业的人报名，或顶着40度的高温，或奔波几十公里跟着我们一起做调查，非常投入。我跟一位家长聊天，他说起自己在给孩子讲解自然知识时捉襟见肘，就花很多钱带孩子去自然保护区参加训练营，最终竟然仅仅是做了一堆标本回来。而在跟我们一起调查的过程中，他觉得尽管没有课堂讲授、没有PPT，却带孩子真正了解到了科学研究的过程、人与自然的联结、对于城市建设的科学支持。后来他主动陪孩子一起尝试进行身边的自然科研，推动孩子从被动参加训练营到主动去探索自然。
自然教育同样应该从成年人开始。如果父母有了这些意识与知识，孩子的自然教育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看起来有那么多困难的事情了，也就拥有了比“报班”更多元的落地方式。
记者：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里的自然教育束缚太多、野趣不足”，认为自然教育一定要远足、出行，去旷野、高山、景区……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王放：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孩子或市民，郊野的保护区的确是特别好的自然教育场所，但身边的公园绿地也很好，甚至比保护区更好：比郊区公园绿地更好的场所，其实就是我们居住的小区。离生活越近，自然教育的场所就越棒；自然教育或者自然观察跟生活连接得越紧就越有趣，也越有可能持续下去。
我举我儿子的经历作为例子。当我们去一些风景区爬山，甚至我带他去爬玉龙雪山，这是一件一辈子只会经历一两次的事情，他会记住，但只是像一个匆匆过客那样去观察和体会。但当我们在自己小区发现有一只凤蝶把蛹用丝挂在了一棵花椒树上，孩子便每天早晚都要去看，惊呼“这个蛹变得透明了”“蛹变成了深色的硬壳”，直到有一天看到“蛹开始孵化、变成蝴蝶”，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每天孩子都会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去观察？我不能错过蝴蝶飞出来的这一瞬间”。
这让我觉得，这样的过程有持续性，是一件有始有终的事情。这更是一个孩子在真正关心自然，他会觉得一个普通的蝴蝶蛹跟自己是有关系的，自己像一个守护者，不能让别人去破坏它。这样持续的投入和探索，其实和我们做科学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将观察、归纳、推理、证明等科学的思想方法潜移默化地融入其中。
记者：让人与自然产生联结，尊重、敬畏自然，这是自然教育的迷人之处。
王放：是的。自然教育的产出不仅仅是知识，更可能是科学精神，可能是对于身边自然环境改造与提升的责任感。
如果中小学孩子的观察对象就是校园里的一片草坪，他们会特别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要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是不是可以投放更多植物种子营建一个小花园，也会对破坏草坪、砍树等行为有更深的思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大校园里有学生推动成立自然保护小区，用制度化的做法保护校园里的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我们也会看到上海市民关心自己小区的貉，自发组织科普小讲座，发起野生动物志愿者保护群，劝阻对野生动物有害的投喂行为。
所有这些，只有在身边的自然教育才能够做到。
《光明日报》（ 2023年03月21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