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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肖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一年前的2月24日，俄乌冲突以出乎预料的方式爆发，之后迅速演变为一场严重撕裂国际社会的长期冲突，使得不同国家群体之间的隔阂显著加深并与日俱增。

　　与之前人类历史中的所有类似危机一样，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经纬，各国对于俄乌冲突何以爆发、何以解决以及应从中吸取何种教训，有着不同看法，甚至秉持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立场。俄罗斯一方面将这场与乌克兰的冲突表述为“兄弟之争”，认为无法也不应适用于严格的国家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主张其“特别军事行动”是对美西方无休止的地缘政治挤压的反击，是别无选择的自我防卫。美西方则将俄乌冲突及其带来的灾难视为“重大战略机遇”，不仅没有反思冷战以来其对待俄罗斯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种种做法，反而变本加厉地加速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集团化，试图借此彻底击垮俄罗斯，竭力将一出国际关系和人道主义意义上的悲剧变调为“自由民主战胜威权主义”的叙事。

　　俄罗斯和美西方对俄乌冲突的认识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了在国际舆论场上压倒俄罗斯，进而增强对俄多边经济封锁和“无上限”对乌军事援助的合法性，美西方围绕俄乌冲突掀起了狂风骤雨般的叙事攻势，不仅试图借此将俄描绘为国际社会的公敌，还趁机抹黑其他不赞同美西方狭隘观点的国家。美西方尤其积极于“祸水东引”，极力将本来并非俄乌冲突直接相关方的中国拉入舆论旋涡，炒作形形色色的“中国责任论”。随着俄乌冲突局势的不断变化，美西方的舆论攻势也在不断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核心要旨始终是在美西方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煽动对非西方大国的恐惧，为自身日趋强硬的战略对抗和遏压政策“正名”，排除国内外的道义和政治障碍。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美西方就必须竭尽所能地影响在国际社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看法，并在联合国大会或二十国集团这样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机制中予以反映。

　　然而，一年来的现实证明，包括在国际传播领域牢牢占据优势地位的美西方在内，任何国家或集团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塑造乃至操纵国际舆论。

　　一方面，对于与自身并不直接相关的俄乌冲突，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保持着相对独立且更为公允的立场。它们既没有对突然爆发的冲突无动于衷，也没有因西方国家煽动恐惧和敌意而迷失，而是以各种方式发挥着国际秩序“压舱石”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危机无节制地升级和蔓延。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的持续发酵产生了广泛的负面效应，由安全危机催生出一系列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债务危机，严重冲击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深度扰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外经济联系。就此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不与俄乌冲突直接相关，但切实承担着这场危机带来的大量负面后果。正因为如此，相对于更有能力和手段转嫁成本的美西方，发展中国家群体对俄乌冲突有着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发展中国家普遍坚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反对以武力手段解决国家间纠纷，更不赞成以武力改变国家间疆界。同时，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应当正视俄乌冲突爆发的根源，以有利于缓和而非激化矛盾的方式谋求危机的平息。虽然美西方一直将冲突爆发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俄罗斯，竭力将俄描绘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世界和平的最主要威胁，但发展中国家群体对于此种宣传并不认可。一方面，正如美西方内部有识之士指出的，俄乌冲突爆发的根源是冷战结束以来美西方集团对俄罗斯的持续挤压。这种挤压最终在美国和北约拒绝俄安全保障提议后越过了“临界点”。对于冲突的爆发，美西方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仅仅单方面对俄“问责”失之偏颇。另一方面，在冲突已然爆发的前提下，如果真像美西方所鼓吹的那样彻底孤立和“击败”俄罗斯，只会为包括乌克兰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招致更加不可控制的安全风险、更加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差异，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对俄外交相较美西方更具包容性，反对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简单等同于惩罚俄罗斯。例如，在2022年4月27日联大通过的ES‑11/3号决议中，写有中止俄罗斯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等内容。与其他涉及乌克兰危机的决议相比，这份决议更具对抗性，包含了将俄排除在现有国际机制之外的明确意图。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决议未能获得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24个国家明确表示反对，58个国家投了弃权票。ES‑11/3号决议成了联大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召开以来获支持最少的一项决议。

　　美西方还一直谋划将俄罗斯“开除”出二十国集团，对当时的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更是百般拉拢施压，甚至邀请后者作为嘉宾国参加了七国集团峰会。然而，印尼总统佐科在俄参加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资格问题上始终毫不动摇，坚持邀请俄方代表出席。此外，代表发展中国家群体的金砖国家机制也继续支持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不仅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如期举办，阿根廷、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五国还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机制的意愿。上述事例说明，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群体更偏好以与俄罗斯加强沟通合作的方式处理危机，不赞成“火上浇油”。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应对俄乌冲突时更加深刻和冷静，能够更为辩证地看待和平与发展、国际安全秩序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并未像美西方那样因冲突爆发而陷入狭隘的“应激状态”。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粮食和能源供给受到严重影响，价格大幅波动。面对这一局面，美西方利用经济优势加紧在全球范围内高价采购，确保自身资源供应，以此作为与俄罗斯“斗狠到底”的筹码。在这一“斗狠”过程中，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先是遭遇关键资源短缺，后又因美西方“以邻为壑”的政策而耗费更多资金储备，甚至逐步陷入债务陷阱和经济社会危机。正是因为难以回避危机的全方位外溢，同时还要承担大部分并不明显的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才更深刻地理解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更加看清美西方以“维护国际安全秩序”为由无所不用其极，无谓地牺牲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印度一直是美西方试图拉拢的重要对象，然而印度始终拒绝加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印度总理莫迪多次公开提醒，应对粮食、化肥和燃料短缺是发展中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首要关切，印度支持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继续发展印俄经济和能源关系。在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上，虽然美西方极力将俄乌冲突议题带入会场，模糊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但主席国印尼仍在各方支持下，将会议主题确定为“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

　　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普遍发展的和平是肤浅和脆弱不堪的。就此而言，在俄乌冲突中，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复提醒和矫正着美西方的过火做法，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更深层次地维护着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28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