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江涛，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求学遇到良师，是人一生中的幸事。在四川大学读本科三年级时，按照专业设置，我们需要上“古典文献学”，开这门课的，就是罗国威老师。在能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里，我常常躲在后面。虽然如此，罗国威老师绅士的台风、渊博的知识、幽默的讲解，让我不知不觉感受到这门学问的乐趣所在，更是我后来主动选择“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拜入罗老师门下的直接原因。这也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文献学课程主要涉及校勘目录版本之学，课程本身略显呆板，绝大多数本科生不感兴趣。罗老师备课不追求大而全，而是抓住课程几个核心的点，每一点如同写一篇学术论文，穷尽相关资料，又能深入浅出。他讲述内容、列举事例不限于故纸堆，现当代乃至外国诗歌如戴望舒、济慈、雪莱的诗亦是信手拈来。

　　除了课堂，罗老师特别喜欢带领众弟子到成都市郊名胜品茗论学。师生围坐，边喝茶边聊天，老师借此了解学生们的近况，同门之间也能切磋学问，增益感情，成为美好的记忆。崇州的陆游祠，新都的宝光寺、升庵祠等，罗老师每学期至少要组织我们去一两次，时常引得其他同学羡慕。记得有一次去新都，先到宝光寺，后游升庵祠。正是在升庵祠，通过罗老师的现场讲述，我第一次知道《水浒传》开篇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正是杨升庵之作。同门林啸的毕业论文研究对象为《升庵长短句》，一到此地，罗老师往往更会多讲几句。

　　罗老师做学问遵循传统朴学路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从不写空疏之文。指导研究生，他仍是秉持这个基本原则，要求学生在梳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具体方法上，他既注重宏观方法的提纲挈领，又善于提示细节，乃至他多年经验所得的相关重要参考资料，都会时时提醒。

　　在准备硕士论文题目时，我对近现代藏书家正感兴趣，提出来要做严谷声贲园藏书研究。罗老师听后，先是肯定了这个题目，认为很有价值，也是文献学研究题中之义。但转而问道：“严谷声的资料你有多少？能借到的有哪些？四川省图书馆的严谷声旧藏，恐怕你很难看到。如果他的藏书你都看不到，又谈何研究？”老师当头棒喝，打消了我那个空想的念头。他建议我选一个分量重一些的作家，参考他整理《刘孝标集》的路子，扎扎实实搞一部校注本，附上年谱等资料。我听后很兴奋，脑袋一热，选了“徐陵集”作为研究对象。老师很高兴，说徐陵是南陈诗文大家，《徐陵集》值得好好整理研究。他又告诉我，要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徐陵诗和严可均《全陈文》徐陵文部分为基本线索，加大搜罗范围，重新辑校一遍。虽然我没有能够完整实现既定目标，但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跟老师学习到治学的基本路径和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对我后来的工作和继续学习影响至深。

　　罗老师基于撰著《刘孝标集校注》的经验，在招录研究生之初，即设计了“汉魏六朝别集丛书”的规划，先后有十多位硕士同门都做了此类选题。记得罗老师讲过，当时别集整理校注重在唐宋，魏晋南北朝空白尚多，故而有此系列。一方面是让我们通过自己亲手辑佚、校勘、注释和研究，全方位地去整理一个作家的集子，亲身体味古籍整理研究之难；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方法讲授，结合具体实践，让每个学生通过三年的阅读和努力，从实际操作和方法论上均有所收获。日积月累，这一系列陆续会聚集十几部乃至几十部汉魏六朝别集的新辑校注本，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缺。例如王京州师兄的《陶弘景集校注》，即是在他硕士论文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后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还荣获了第十三届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得到学界的认可。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系列的设计没有最终变成一套丛书。然而，即便当下，汉魏六朝别集的深度整理工作依然没有太多推进。罗老师二十年前设计的这个框架，有待更多青年学者赓继，也寄希望于眼光独具的古籍出版家的组织协调。

　　罗老师将大部分弟子的论文选题定在“汉魏六朝别集”整理与研究，但又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条件、自身特点量身打造了更为合适的题目。张盈师姐所作《林思进〈文选〉赋类简端记辑证》，是罗老师在川大图书馆查阅古籍时注意到的，全书墨笔通批，偶见朱笔。林思进是近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早年曾任晚清政府的内阁中书，与当时的光宣诗坛诸老交游，后任四川大学教授。林氏此本《文选》上的批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注重文字校勘训释、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的考释，通过训解字音字义、疏通文句的传统方式，得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罗老师认为川大学生研究川大老先生的选学著作，弘扬川大朴学一脉，恰是一份机缘。此外，林啸对明代文学感兴趣，老师为她择定《升庵长短句》为研究对象。李优优家在河南洛阳，老师即令她整理考订李阳冰《洛阳名园记》，趁假期回家可以进行实地踏勘。因材施教，因人定题，此之谓也。

　　即便学生们离开校园，罗老师仍然时时关心，并能给予明确具体的指导。

　　硕士毕业后，我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工作。临行时，罗老师嘱咐，你去出版社，既要勤读书，练好自己的基本功，还要走出去，要跟学界保持密切联系，以便了解学术前沿，了解学者的需求。我一有选题冲动，就给罗老师打电话询问意见，他总能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解优劣。

　　2012年，我接手了一位老编辑的部分项目，其中有《〈文选〉研究文献辑刊》，我看到资料不是很全，就把目录发到罗老师邮箱。罗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正楷书写，罗列了应当增补的书目，并答应帮忙撰写前言。这套丛书网罗宋元明清以至近代《文选》学重要著作43种，还有一些因为一时无法获取底本，被迫放弃。书一面世，即受到《文选》学专家的好评。记得我去参加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年会时，很多老师夸赞目录选得好，让我甚为惭愧。殊不知，书上虽然署着我的名字，但目录的增补定稿，都是罗老师这位资深《文选》学专家亲力亲为的，选得好是自然的。其后，按照罗老师的指导，我逐步扩大选题范围，着重从文学文献下手，策划、联络了一批重要文学文献丛书出版，大大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基础文献材料。

　　罗老师也引导我逐步进入学界。因为他，我认识并熟悉了傅刚、刘跃进、范子烨等学者，慢慢从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的新面孔，变成了“老人”。2010年，罗老师得知我要去上海出差，让我一定抽时间去拜访徐文堪先生，并讲述了徐先生的家学和他们二人通信的很多细节。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办公室，我见到了清癯的徐先生，听他讲了一个下午的学界掌故。今年1月初，罗老师闻听徐先生仙逝，又请陈庆师兄扫描了他与徐先生的合影发来，寄托哀思。虽然近几年两位先生交往不太多，但老朋友间的情思，于此可见。君子之交，或此之谓！我想，这也是很多师长乐于和罗老师交往的缘由吧。罗老师不但把我向自己认识的朋友热情引荐，更用行动告诉我们友情的珍贵与绵长。

　　与师友们来往的信札，既饱含浓厚的情感，又是当代学界的一手史料。罗老师把珍藏多年的友朋书札扫描好交给我，我将其编成一册《思藻斋师友论学书札》。这又鼓励我朝着近人书札的选题方向努力。因此，我先后编辑出版了数种清代民国学人书札，如《苏渊雷往来信札》《固圉斋珍藏名人墨迹》《笃斋藏清代百家书札》《孙毓修友朋手札》《笃斋藏晚清名臣翰札》《金钺友朋往来书札》等。上海图书馆所藏《徐乃昌藏札》，更是囊括了近四千通近现代名人书札，我鼓起勇气去整理，自然与此前的实践密不可分。

　　去年，我向罗老师汇报，将调入首都师范大学教书。老师听后，颇感突然，但也没有细问缘由。过了两天，他打来电话，又一次语重心长地嘱咐：“讲台与编辑工作不同，你没有经验，一定要好好备课，才能站得稳！”怎样才能把课讲得精彩？还没有等我问，老师又耐心传授他数十年的经验，并且推荐了几本书，让我好好研读揣摩，逐步应用在课堂之中。而后，老师又根据近年读书所得，陆续用微信发来几组研究生论文选题，以备参用。

　　一日为师，终身导引。遇此良师，曷其有幸！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2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