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20年，因推动公车改革闻名

　　叶青退休：每天做自媒体将写自传记录车改经历

　　“你们湖北省统计局有一个搞车改的‘鬼家伙’叫叶青。”以前，湖北省统计局的科长处长外出开会，总会听到这么一句话。

　　2月10日下午，叶青从湖北省统计局拿到了自己的退休通知，上面有湖北省委组织部的11个字“经研究批准：叶青同志退休。”这位任职副厅级20年的官员，开启了新的人生。

　　叶青出生于1962年，曾在高校任教，199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任武汉市武昌区政协副主席等职，2003年5月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去湖北省统计局的第一天，叶青“炒”掉了自己的司机，提出公车改革，自此开始了“叶氏车改”。

　　叶青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十二届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委统战部官网曾介绍，在参政议政工作上，叶青提交的《加快“中部崛起”的步伐的建议》对中央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加快统计法改革的建议》推动了统计法改革的提前进行；连续9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加快公车改革步伐的建议。每年提出十件左右的议案或建议，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我每天都在思考问题，一天没有浪费。”2月13日，叶青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顾从政生涯。他说，“这20年副厅级经历，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我现在就是一个退休老头了，会继续活跃在网络，要讲得有道理，也会讲得更直白一点。”

　　谈退休

　　“开始了我新的人生起点”

　　新京报：拿到退休通知是什么感受？

　　叶青：2003年开始我担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去年4月份卸任，退休对于我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2月10日下午，我从单位正式拿到了我的退休通知，上面有省委组织部简单的11个字“经研究批准：叶青同志退休。”虽然只有11个字，但对于我来说，代表着我20年副厅生涯的结束，开始了我新的人生起点。

　　我把人生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2年出生到1986年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第二个阶段就是1986年到2023年退休。第三个阶段从现在开始，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

　　新京报：看你这两天的行程非常满，去做讲座、调研。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会怎么安排？

　　叶青：现在每天做自媒体，一天都不能落下，我把自己定位为创新思维的搬运工。这么多年，我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天会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9份报纸，今年1月开始阅读电子版，有重要内容我会转发到微博、微信上给大家分享。这大概需要一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我会写《叶青看财经》栏目，把当天对我感触最深的新闻提炼出来，通过财经视角分析。剩下的时间，我会写《叶车改自述》这本自传，把我经历的公车改革写下来。

　　我对一些市场信息比较敏锐，能发现问题、敢提建议，我也会与一些咨询公司合作，做一些有价值的战略分析。

　　新京报：现在回过头来看前两个阶段，有遗憾吗？

　　叶青：两个阶段都很充实，特别是我1991年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人生发生了变化。作为党外人士，有责任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参加会议提建议，要敢说会说坚持说。这30年，我尽最大努力坚持说真话，推动了一些事情的解决，这是闪亮的30年，我没有什么遗憾。

　　谈20年副厅生涯

　　“每天都在思考问题，一天没有浪费”

　　新京报：大学教授和副厅级干部，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叶青：1991年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来慢慢成为教授、博导。2003年5月，根据多党合作制度安排，我有经济学背景，就以民主党派身份进入政府，开始担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以前，我可能就是教书育人、作学术报告，完成一个知识分子的梦想，但影响仅在学术圈。作为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后，既然有这个机会，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我就要提建议，要像做教授一样来当官，继续实现我的梦想。既是学者也是官员，我觉得我的担子更重了，要说的话更多了。这20年，我还担任了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两届湖北省政协常委，每年都在提建议，我应该是提建议最多的副厅级官员。

　　有一句诗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20年副厅级经历，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我现在就是一个退休老头了，会继续活跃在网络，要讲得有道理，也会讲得更直白一点。

　　新京报：如果给你20年副厅生涯做总结，你会怎么总结？

　　叶青：这20年每天都在思考问题，一天没有浪费。我有一个“三做”理念，做今天、做自己、做国学。做今天就是今日事今日毕，上午看资料、写文章，下午写书，晚上看书，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情；做自己就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也要做到，所以我提公车改革，上班第一天就“炒”了自己的司机；做国学就是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像传统文化要求的那样，言行一致。

　　谈公车改革

　　“重塑了党风、政风，这种政治效应、社会效益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新京报：你去统计局第一天，就提出了公车改革。可以回忆下当时的场景吗？

　　叶青：2003年5月19日下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对我说：明天送你去省统计局上班。其实我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一点都不激动。20日上午，我坐上副书记的车到了省委组织部，与省统计局的一位副局长对接。副书记走后，我坐省统计局的车到了统计局。心里想：就这样，离开了我热爱的，从本科、硕士读到博士的大学，我今后的路会怎么样？是平坦还是坎坷！一切顺其自然吧！

　　在省统计局一间会议室里，见到了局长与所有副局级以上干部，包括三个调查队的队长，当时局队还是在一起办公的。互相认识，这些是以后的同事。之后再由一位人事处的副处长引领，到各处室见面。有的居然还认识我这个3月份才当的全国人大代表。当时很多同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省统计局原来就有一位党外副局长，到年龄退休了，只不过来了一位年轻的而已。只是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党外副局长以后引出这么多的事情。

　　回到办公室不到半小时，等来了第一位敲门者。原来是车队的一位师傅前来报到。他自报家门，说是给我开车的，姓张。我吃惊不小：我会开车！当时车队的车不多，只有一把手局长是专车，其他的车都是谁开会、谁外出就谁用。我因为住在大学小区，才挤出一辆旧车给我用。这种局面在3年之后就改变了，副局级干部逐步有了专车，这是公车泛滥的开始。

　　我对张师傅说，“我不要车，我会实行公车改革。”师傅带着疑惑的眼光出去了，我立马到局长办公室，提出了我到省统计局的第一个要求：公车改革。局长问要怎么改？我说很简单，四句话——自购私车、一月补助500元、出武汉市实报实销、建议双轨过渡。局长说明天回复我。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就这么改！”

　　我很庆幸，遇到了一位开明局长。我的“自我革命”，一年节约了8万到10万，我也有了底气。我当时就提，如果推行车改，一辆私车一个月补贴1000元，取消其他费用，一年最少能省8万元。当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大约为200万辆，那全国车改可节约1000多亿。

　　新京报：你最开始关注公车改革是什么时候？

　　叶青：是1998年的大庆车改。大庆是一座因油而兴的资源型城市，城市间距较大，汽车是主要交通工具，公务用车大量增加。1997年开始，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大庆油田被迫限产，使财政收入锐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落实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及工资政策等硬性支出，使得大庆市财政收支矛盾非常突出。特别是当时大庆出现购车攀比之风，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在对困扰财政的“人、车、会”三大顽症进行调查研究与深入分析后，大庆市决定首先向公务用车“开刀”。1998年2月，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关后勤保障机制，大庆市大胆进行市直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1998年我在一次演讲中说，“哪一天我当了官，第一天就车改。”到湖北省统计局特别是有了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我就不停呼吁公车改革，连续8年提建议。有媒体将此称为“叶氏车改”，我也被评为“另类的官员”。后来省统计局的处长科长们外出开会，都会听到一句话：你们湖北省统计局有一个搞车改的“鬼家伙”叫叶青。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个称呼？

　　叶青：我有时开会也会遇到一些老领导，会笑着对我说，“叶青你这个‘鬼家伙’，让我们退休没有车坐。”我也哈哈一笑，“鬼家伙”这个称呼我觉得很亲切。

　　这项改革利国利民，也是大势所趋。2014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中国公车改革全面推开。现在来看，除去节假日、周末，中国的公车有三分之一时间是不用动的。十年之功，公车改革重塑了党风、政风，在全社会润物无声树立了新风。这种政治效应、社会效益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新京报：这个过程有压力吗？

　　叶青：肯定有压力，越到后边压力越大。别人在公车私用，你总是提公车改革，肯定会得罪一批人嘛！虽然有压力，但我坚定地站在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该提建议还是提。我每天上下班自己开车，不需要司机。我还一直建议“3510”绿色出行——3公里，大家走路；5公里，大家骑车；10公里，开车或者坐地铁。我也经常骑自行车去开会，还丢了两辆。

　　尽管很多人骂我，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觉得我自己的梦想正在实现，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我们有个校友在深圳做互联网人工智能，他有次到县里谈政府合作，县委书记知道他是湖北人，就说“你们湖北有一个‘鬼家伙’叫叶青，搞什么车改……”还有一位武大研究县域经济的教授到县里做研究，当地官员就说“你们武汉有一个叶青在搞车改……”

　　可见这项改革涉及了多大的利益问题。但我的个性就这样，不讲话我很难受，我的建议老百姓高兴。

　　谈“三公”经费管理

　　“必须继续坚持过紧日子”

　　新京报：据你观察，这10多年来，“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有哪些变化？

　　叶青：中央部门2022年度预算去年3月集中向社会公开。此次公开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收支总表、部门收入总表、部门支出总表、财政拨款收支总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等9张报表，是数量最多的一年。

　　各部门在公开上述预算报表同时，还对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三公”经费、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占用、预算绩效管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项目等情况予以说明，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让老百姓看得懂。

　　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坚持依法依规，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提高预算透明度。进一步增加项目公开数量、细化公开内容，推进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公开，主动将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项目公开，自觉接受民众监督。

　　我从2003年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关心预算报告，《预算法》的修改，可以说一直在跟踪观察。这10多年来，“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收支越来越公开透明，这体现了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新京报：31省份的预算报告均强调坚持过紧日子。你怎么看？

　　叶青：2022年12月29日，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强调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有保有压，积极支持科技攻关、乡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教育、基本民生、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不断提高支出效率。

　　今年1月，财政部表示，202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坚持有保有压，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加强“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从基层财政来看，三年疫情防控，各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困难，2023年财政收支矛盾依然较大，为此必须继续坚持过紧日子。31省份预算报告均强调坚持过紧日子，压减一般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近些年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地方政府过紧日子力度越来越大，今年亦不例外。

　　因此，继续走预算公开透明之路。因保密需要，预算报告都是前一天晚上发给代表，留给代表讨论的时间也只有半天，建议要给预算报告留足时间讨论。

　　最后要增加争论和质询。代表看不懂，没有争论，报告很难做出修改。希望代表看不懂时应行使权力，可以约相关部门负责人当面解释。

　　谈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十周年

　　“管住了那些喜欢大吃大喝的官员，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新京报：前几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有一个报道，“这辆公车居然半年换了10个轮胎”。你注意到了吗？

　　叶青：我注意到了这条新闻。这是江西省崇义县委巡察组在对文英乡党委开展巡察时发现的。仅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期间，文英乡政府的同一辆公车频繁更换轮胎、大灯总成和方向机总成等汽车配件，产生维修费用高达6.2万余元。然而，2021年10月，这辆公车却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以7360元的成交价挂牌出售了。

　　这说明公车腐败有了新模式，私车公养、租用关系车，有的甚至自己的车租给自己开。这需要专项打击，形成威慑力。

　　新京报：2022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十周年。你怎么看10年成效？

　　叶青：八项规定，改变中国。这10年很了不起，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管住了那些喜欢大吃大喝的官员，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谈代表委员履职

　　“关键是要敢说敢为”

　　新京报：你长期使用新媒体，是如何与网友互动的？

　　叶青：我是2010年3月全国两会开通的实名微博，至今13年了。微博记录了我的所思所想，记录了与网友的互动交流，记录了大家的智慧，成了一个移动卡片盒。网友有什么问题，我尽己所能回答。他们有好的建议，我会采纳。通过互动，互相了解、互相学习，汲取大家的智慧，凝聚参政议政的共识。

　　新京报：代表委员如何履职，你有没有好的经验？

　　叶青：这么多年，我有个习惯，就是把湖北的数据装在脑子里、把湖北省情装在脑子里。一方面我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去发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媒体的采访报道发现问题。有些问题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对于局部性的问题，我会观察外地是如何解决的，这种经验措施借鉴到湖北可不可行，大家一起讨论。关键是要敢说敢为。

　　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我想，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地方基层的创新探索，市场主体的积极进取，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正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活力之源。

　　新京报记者 何强 【编辑:房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