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思豪（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有汉一代，被誉为一代之文学者，舍“赋”其谁？有汉一代，学术最为昌明而隆盛者，舍“经”其谁？汉代是经学时代，大量当世文本创作“依经立义”；汉赋是汉一代之文学代表，其铺张扬厉的风格特征，在表彰经学、承载经义方面尤为瞩目。但经学不等于儒学，探讨汉赋与经学之关系，须落实到具体文本，着眼于“用”与“反用”的互证，其学理路径概而言之，约有四端：
一、以经尊赋
作为早期中国文体的代表，赋体的尊体模式在中国文体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赋体初立之时，赋家有“倡优”之忧，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之徒都是以俳优身份蓄养，到扬雄更有“小道”之讥。因此，他们作赋都强调讽谏功用，孔臧《谏格虎赋》、东方朔《七谏》直言“谏”字；司马相如《子虚赋》《大人赋》“其指风谏”、《上林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扬雄作赋，认为“赋者，将以风也”；汉宣帝更是以帝王之姿肯定“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尚有仁义讽谕……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开启以“古诗”尊赋的先河。
因此，班固《两都赋序》引“赋者，古诗之流”说，但不同于此前的以“风”义尊体，而是转以“雅颂”义尊赋，明确称赋是“抑亦雅颂之亚也”。在创作层面，班固的《两都赋》也是赋中之《雅》《颂》，清人何焯评曰“二赋犹雅之正变，五诗则兼乎颂体矣”，赋体归于雅正。东汉末年至六朝时期，比兴寄托成为赋体的重要表现手法。赋以“比兴”尊体，寄托情志，转向新变的、华丽的抒情小赋体书写。赋作为《诗》的“六义”之一，尊体的方式是汲取其他“五义”的精华。
赋体尊体还借助于其他经籍。如司马相如献《上林赋》“览观《春秋》之林……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扬雄《覈灵赋》“请以《诗》《春秋》言之”。更有认为赋体产生于祭祀登坛揖让之礼辞，《汉志》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章太炎解释说“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汉赋家多居礼职，王褒、扬雄、刘歆、杜笃、班固、崔駰等均有参与当朝礼学论争和汉礼建设，熟悉礼典礼事，赋体创作呈现摹《礼》倾向，故袁栋《诗赋仿六经》谓“赋体恭俭庄敬似《礼》”。
中国文学素由“宗经”以尊体，赋体作为较早出现的文体，谓“古诗之流”“登高能赋”，“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以六经提升自身品格，以达到尊体目的，为后世文体树立尊体范式。
二、以经丰赋
汉赋与经学的关系，不同于汉赋与儒学的关系，考察汉赋与经学的深密关系，需要从“用”字上下功夫。据统计，在今存的280篇（含残篇）汉赋作品中，明确引用五经文献多达1200余条，其中用《诗》约440条、《礼》约260条、《春秋》约230条、《书》约180条、《易》约160条。赋家引用这些经典，在取辞、取义两个方面丰富着赋体的创作。
汉赋引《诗》与先秦典籍及两汉史传、奏议、子书等引《诗》有一个明显不同：凡是以“赋”名篇的赋作，用《诗》均将“《诗》曰”类标志隐去。“《诗》曰”二字代表的是假言以自重，是高度理性化的公共标准。汉赋用《诗》隐去“《诗》曰”，在语用功能上表现为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在语境上表现为意境空间的重新构建，借用《诗》境，并熔铸自己所需要的语境，从而生成一种全新意义的文本；同时，化用变四言为五言、七言（诗化）和六言（骈俪化），在句式上对《诗经》的语言形式进行革新，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赋家选择这种语言结构，彰显的是“言语”的淡褪和“文章”的兴盛。
汉赋以经丰赋，甚至出现一句之中并取多经的辞与义现象。扬雄《长杨赋》“出凯弟，行简易”，取《诗》“恺悌君子，人之父母”与《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围绕赋家创作主旨而兼融取辞取义；班固《东都赋》“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取《书》武王言“今予惟龚行天之罚”与《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之辞，为东汉统治立统张本，意在明正朔且以为史鉴。
三、以赋传经
“传”是解“经”之作，赋具有“传”体的性质，汉赋具有“以赋传经”的特征。这从刘安《离骚传（赋）》、王褒《四子讲德论（传）》和无名氏《神乌傅（赋）》三篇作品的称名，即可见一斑。汉赋创作不仅直接引用经典，而且经学的经、传思路也影响到汉赋的创作。
首先，汉赋家多儒生，赋作鼓吹六经。司马相如《上林赋》“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扬雄《河东赋》“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班固《东都赋》“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言焉”，张衡《思玄赋》“御六艺之珍驾，游道德之平林”等。后汉增列经目，赋家称引也由六经增以《论》《孝》而谓七经，如刘桢《鲁都赋》“崇七经之旨义，删百氏之乖违”。
其次，汉赋家视作赋为给经籍作序、传。《世说新语·文学》载孙绰语“《三都》《二京》，五经鼓吹”，究其意，朱凤墀《五经鼓吹赋》解释为：“京二册而都三篇，于五经之余得五。则且仿《易》之鸣豫以为则，奉《书》之依永以为型，采颂声于《诗》什，考乐记于《礼》经……盖其词尽切今，论皆稽古，经以开赋之原，赋亦为经之辅。”经为赋之原典，赋可与辅助解经的序、传等而观之。查阅《历代辞赋总汇》，《五经鼓吹赋》同题之作有9篇，作者分别为朱凤墀、宋安元、保瑞、孙文川（2篇）、李宗昉、吴省兰、张九镡、王景模，由此可见一斑。
基于这样的特征，康绍镛便给赋定义为：“盖赋者，《诗》之讽谏，《书》之反覆，《礼》之博奥，约而精之”（《七十家赋钞序》）；又有称赋是“六籍之华，九经之库”。后世考经题赋兴起，究其本源当起于汉赋本于经术，阮亨为《律赋经畬集》作序，指出“古人九能，最重登高之作，固不敢以雕虫小技忽之也。而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则洞晓情变，曲昭文体，洵为作赋之本原耳”，赋约经旨以为六经作传。中国经学解释的常规思路是“以传解经”；徐复观认为《左传》“以历史之事实解释《春秋》”，是“以史传经”；而汉赋用经，是以集部文献传经，可谓“以赋传经”。
四、以赋解经
汉赋家通经致用，辞赋本之六经，“用经”是汉赋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反过来，后世经解又“反用”汉赋章句，因为汉赋家去圣未远，可以成为圣贤经典的代言人，如魏源《定庵文录叙》所说“荀况氏、扬雄氏亦皆从词赋入经术，因文见道……徒以去圣未远，为圣舌人，故至今其言犹立”。辞赋家所“言”能裨益于后世经解的阐释，由“汉赋用经”到“经解用赋”，考据经文释意，两汉辞赋文本又成为经学稽古的重要文献元库。无论是唐宋人的十三经注疏，还是清儒十三经新疏，都大量引用汉赋章句，“以赋解经”。
后世经解“以赋解经”是对赋家“用经”作赋的一种学术反哺，是文学与经学历史语境相契合的结果。汉赋“用经”有取辞与取义二途，而在经学的阐释体系中“反用”汉赋，又形成义理、考据、辞章三途。经学文本与早期的文学文本（汉赋）的对话，在“用”与“反用”的过程中展开，形成义理、考据、辞章的相济为用，在学问之途中构成理学维度、历史维度和文学维度的交叉互渗，建构起一套中国古代学术的诠释体系。
汉赋与经学互为表里，“经术之内，词赋出焉；词赋之内，经术存焉”，是为经、赋文本互“用”互证的依据，至此形成“以经尊赋”“以经丰赋”“以赋传经”，以至“以赋解经”的学理路径回环，汉赋与经学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互渗图景。自《汉志》将赋从“六艺”中析出，之后“集部”又是从“辞赋转繁”的建安时代脱胎而来，由此启示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在文、史互证之外，还存在经、集互证一途，亟待学界去尝试与探讨。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3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