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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顾炎武看明清儒学思想变革

2023-02-12 13:44 光明网-《光明日报》   邱晓琴  阅读:4689 

  作者:宋 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历程中,儒学可谓贯穿始终,连绵不绝。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成为历代王朝尊奉的官方学说,发展至宋代,由汉代注重解释字词语意的章句之学,转化为具有哲学思辨色彩,注重阐发文字背后义理的“理学”,历宋元明三代五百年不衰。但明清易代不到数十年间,学风突变,出现了“对理学,特别是对其代表人物朱熹的激烈批评和彻底清算”(黄爱平《毛奇龄与明末清初的学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多将此作为政治变化所引发的学风递变,但此前历经宋元、元明两度易代,理学不衰反盛,可见社会动荡绝非明清思想转型的本因。

  从史实研判,这种转变自清初就已出现,其中对顾炎武的推崇,可看作标志现象之一。明清之际,存在多位声名卓著的理学大儒,身在江南的刘宗周、黄道周,黄河以北的李颙、孙奇逢都可谓声名素著。相较之下,顾炎武的学术声望不但未有过之,甚至还颇有不如。且顾炎武终身心向明朝,不与清廷进行任何合作。然而有清一代,顾炎武地位逐步抬升,光绪年间甚至从祀孔庙。因此可说,顾炎武的思想是理解明清儒学巨变的重要切入点。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末年,家中虽为昆山望族,但祖孙三代仅有一人科考上榜。炎武本人更是四度落第,绝意科场(《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至70岁去世均无功名。据其自述,自幼先习八股文,后通过阅读家中藏书“学为试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钞书自序》),明亡后,因参与反清斗争与家族财产争端,数次流亡,甚至遭逢牢狱之灾,晚年变卖家产北上游历,才逐渐著书立说。其传世巨著《日知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入子部杂家类,《音学五书》收入经部小学类,后者属于炎武不多的经学著作代表。

  但在清朝国史馆所编纂的本朝史中,顾炎武赫然居于清朝诸儒之首,清国史馆初开于康熙二十九年,后雍、乾间又两次续开设,纂辑本朝历史。清国史并无定本,只有稿本,但晚清曾国藩等人所见本均如此排序,“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嘉庆时期,名臣阮元已把顾炎武评价为“国朝第一大儒”,光绪三十四年从祀孔庙,得到古代儒生的最高礼遇。(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

  传统观点多将顾炎武声名鹊起归为两大要素。首先是康熙时期,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先后高中一状元二探花,使得全国尤其是北方士人,对游历于此的顾炎武也礼敬有加。其次是乾嘉时期学术思想“汉宋之争”加剧,通过塑造并神化顾炎武的地位,借题发挥抬升考据学地位。但两种说法都忽略了几个因素:

  第一,顾炎武亲自参与抗清斗争,其嗣母为明朝命妇,绝食殉国,临终要求顾炎武不得出仕。炎武对此并不避讳,也以此为由多次坚拒入明史馆(《与施愚山》《答次耕书》、《与史馆诸君书》)。相比毛奇龄等亲身出仕,或黄宗羲等虽未出仕,但积极配合清朝修史者,神化这样一个人物,有何必要?

  第二,清代评价炎武学术,也说“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于经学层面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又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清史稿·儒林传二》)突出提及的也是史学成就。且顾炎武也并不排斥朱熹与理学,仅针对学习方法,无门户之见,例如他曾言:“有能由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则此一编者”(《下学指南序》)。想以他抬升汉学地位,实属牵强。

  究其实,顾炎武固然有其学术成就,但远非空前绝后。而任何思想主张如果不能因应时代需求,即令刻意推动,也很难蔚为风潮成为一代显学。而顾炎武从寂寂无闻跃升为一代儒宗,并非因其著作等身,而是其学术主张充分适应了清朝建立后的现实局势。

  目前点校出版的《清史列传·儒林传》为晚清稿本,与曾国藩所见稍有差异,分为上下两篇。顾炎武置于下篇首位。综观收录人物,上篇可看作承袭明末理学者,下篇为开创清朝儒学新风者。顾传篇幅不长,其中所引一信《与友人论学书》见于《亭林文集》卷三,此为康熙初年,炎武给山东学者张尔岐所写。其中系统阐述了顾炎武的学术主张,可谓顾氏思想总纲。史传中对此信几乎全文收录,不难推知,这就是顾炎武受到推崇的根本原因。此信中的要点,结合顾炎武其他著作可总结为三条:

  清晰指出了理学发展的客观弊病

  宋明理学自汉代儒家关注经典中语句言辞本义的“章句之学”,向探讨哲理的“义理之学”转变,深化探讨了心、性、情、理、气等不同概念,推进了儒家思想在本体、认识论等哲学层面的深化,扩大了儒学理论的探讨范围,本身有积极意义。但客观说,即令概念的提出者本人,对其解释也存在诸多混乱与矛盾。又因这类概念无法被验证,且可以脱离文本无限发散,造成了刻意标新立异,空谈高论的学风。

  对此顾炎武在书信中开宗明义指出:“窃叹夫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朱熹、王阳明等大儒,本是对经典文本深入阅读后,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念。但“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如此现象并非好学,仅因空谈比读书为易,“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与施愚山书》)。

  深刻剖析了学风造成的现实影响

  明清之际,学人结社大行其道。纵使不入仕者,往往也于民间聚集论学论世。这本符合儒家学而优则仕,关注现实的理念。但好空言心性不重经典文本,如此熏染下的学林官场都产生了好尚空谈,不及实务之风。

  顾炎武在信中指出:“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产生于春秋乱世的儒学,根本目的因旧秩序崩溃后社会动荡,力图为治理天下提供一条可循路径,故而必须有现实操作性。通过对论语、孟子二书的解读,顾炎武提出孔孟儒学根本的关注点,是读书人立身、为学两大层面。

  所谓立身,即自身的行为与道德;为学,则是读书的目标与方法。在顾炎武看来,“(孔子)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也……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问”。而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简言之通过对自身道德与学问的磨砺,最终学以致用,利国利民。

  但自明末以来,“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炎武对此讥刺:“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即越过孔子,由尧舜托梦传授,可谓根本偏离孔孟之教。放任此类学风日甚,不加匡正,则“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考诸史实,明末举朝多空谈之官,无实干之人。如崇祯十五年征求廷臣御敌之策。著名大儒刘宗周也只能说:“使贪使诈,此最误事。为督抚者须先极廉。上曰:亦须论才”(《明史纪事本末·崇祯治乱》)。覆亡在即,尚只谈价值观而不通实务,“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颜元《存学编·学辨一》)。明清之际,朝野士人多为亲身经历,自然感同身受者众。

  紧密契合了清初的现实需求

  自晚明以来,学术分歧、地域差异等因素,都是催生朋党的触媒。无法以客观事实加以衡量的理论,又极易分化为不同派别,进而由私及公,结党互斗。顾炎武就曾对此有直接评价:“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论》)。

  清朝入关后,二十年内便完成统一。骤然管理如此庞大的领土,行政人才缺口极大。对此,清朝大量录用前明熟知典章,有为官经验的士人,但这些官员身历党争多年,矛盾积累,历史恩怨延及现实,顺治年间爆发了陈名夏党案。而满洲贵族内部,也因土地分配、八旗改组等因素,产生了鳌拜朋党案。因此,力主摒弃门户之见,一心务实的风气,崇尚既忠且清,无私为国的理念,于清廷可谓现实需求的当务之急。

  而顾炎武的思想观点中恰有针对性言论,如其信中针对士人立身处世,主张“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终身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针对结党之习,主张“处今之时,但当著书,不必讲学,此去名务实之论”(《与友人论父在为母齐衰期书》)。针对培养人才,主张“选夫五经兼通者…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成进士者,不过授以簿尉亲民之职,而无使之骤进。”(《生员论》)

  不难看出,无论从学术抑或实践层面,顾炎武对宋明理学弊端的梳理,以及主张反求孔孟、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都更为切合清初现实,因此被推崇为儒宗。而明清儒学思想重大转变的原因,也正是如此。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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