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抢人大战”硝烟又起。与大学生求职季各地“抢人”的对象有所区别,春节后的“抢人”侧重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务工人员。由于大批回乡务工人员尚未返岗,而企业迎来新一轮订单爆发期,服务业也恢复热火朝天的场面,用工成本上升、阶段性用工短缺问题集中爆发。
众所周知,我国产业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本地劳动人口较为紧缺,对外来务工人员需求旺盛,而中西部地区劳动人口众多而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传统上扮演了提供劳务输出的角色。劳动力需求与劳务输出的空间错位,是造成节后“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由于疫情,很多人两三年没有返乡探亲。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返乡之路更加顺畅,人们期待与亲友实现更长时间的团聚。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一些务工人员对个人从业意向也有新的考量。因此,企业用工紧张局面在今年年初格外突出。
早在春节前,很多地方就未雨绸缪,倡导务工人员“留下过年”,并拿出实实在在的激励举措。浙江杭州以每人500元的标准,向坚守岗位的外省籍参保员工发放一次性留工补助;义乌出台“留义过年”十条举措,在义参保的非金华籍在义人员每人可申领500元数字人民币红包。福建泉州也出台措施支持企业稳岗留工促生产,节前留泉职工最高奖励3000元。
另一方面,“求职难”与“用工荒”并存的现象不容忽视。在企业亟需人员返岗复工的同时,部分求职者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供需双方年龄结构错位、务工人员预期与企业环境错位等现象,招致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紧张。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556万人,比2021年减少了666万人。在年龄结构上,50岁以上农民工的比重也在不断攀升,2021年占比达到27.3%。对于偏好年轻劳动力的企业而言,它们如果不改变传统观念,在劳动力市场的选择面无疑日益狭隘。
与此同时,劳动者的权利意识逐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与时俱进。“公司有食宿吗?伙食怎么样?”“保险怎么交?公积金有吗?”“平时加不加班?节假日怎么休”……除了工资报酬,求职者对工作待遇的关注范畴更加广泛。一些“软条件”欠缺的用人单位,自然在“抢人大赛”中缺乏竞争力。
此外,随着部分产业从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哪怕薪酬有所降低,但结合当地实际生活开销,再加上陪伴家人尤其是子女的需求,一些务工人员在权衡之下选择“在家门口上班”。对于本地劳动人口欠缺、习惯于跨地区招录务工人员的沿海企业而言,它们为招人要付出更多努力,向就业人群展示招人引才的诚意。
“用工荒”与“求职难”并存,看似矛盾,实则是经济规律的客观体现,更是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的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关注就业平等和公共服务保障,是消除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紧张的关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渗透到各行各业。以机器替代传统人力,减少对人工劳动力的依赖,成为各行各业的大势所趋。对新生代的劳动者而言,也要加强自身本领锤炼,传承工匠精神,掌握一门扎实的技能,在变化的时代中提高职业竞争力。
莫莫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卞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