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作者：屈满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邱兆祥教授 资料图片
邱兆祥先生（1941—2022）是我国著名的金融学家、金融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经济金融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勤于笔耕，累计发表学术论文四百多篇，出版著作二十多部，在马克思货币理论、银行业改革发展、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区域化和金融学科建设等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终身致力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研究并作出积极贡献
邱兆祥先生长期深耕马克思货币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撰写出版《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理论》一书，这是国内为数不多系统研究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学术专著。书中的部分内容以《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题发表后，在经济金融学界获得很高评价，曾被多次评为优秀论文。经过多年研究思考，他全面分析了马克思货币理论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脉络，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货币理论形成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1830年前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欧洲，经济学家在反思和总结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时，自然少不了对银行信用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缺陷的反思。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首先实行低息贷款，并制定了低利息法。马克思认为此举意味着“以贫穷为基础的旧式高利贷垄断，在那里已经自然而然地被推翻了”。邱兆祥先生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马克思关于利息的论述，并认为荷兰进行的信用革命对当时的英国影响很大。英格兰银行的应运而生和低贴现率的实行动摇了高利贷在信用体系的垄断地位，邱兆祥先生认为这标志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银行制度的建立。从1840年到1844年，英国议会开始专门讨论银行券发行问题。英格兰银行董事长诺尔曼在英国议会作证时，使用了“通货主义”和“银行主义”的名称。1844年，英国颁布了新的银行法，称为“皮尔条例”，授予英格兰银行独家的货币发行权，规定英格兰银行的发行准备分别为证券、黄金和白银，其中以证券为发行准备的限额为1400万英镑，超出部分应以黄金作为发行准备，在必要时可以白银为发行保证再扩大25%。马克思注意到了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的论战，在其著作中均有重要论述。邱兆祥先生仔细研读《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的相关内容，整理分析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不仅为其整体的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更丰富的内容，而且发展并完善了已有的货币理论体系。
邱兆祥先生在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资本论》中有关信用和银行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梳理和系统性分析，指出《资本论》是蕴藏着丰富的信用和银行理论的宝库，学习、发掘和整理《资本论》中关于信用和银行方面的理论，是摆在广大金融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货币理论，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信用和银行的性质与作用、探讨我国今天的银行信用改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信用制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崇尚实践，强调学以致用
邱兆祥先生一贯倡导学以致用、经世济民。他坚持将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强调经济生活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只有扎根于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中去，经济学家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所作为。为此，他在钻研经典、深入研究经济金融基本理论的同时，还不断运用马克思的经济金融理论探讨我国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就银行业改革和发展、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区域化等现实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独到见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银行业改革和发展方面，邱兆祥先生在《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理论与实践》《金融时报》等学术期刊及报纸发表近50篇研究论文，对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例如，2003年，在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呼声日隆的形势下，先生撰写了近万字的文章提出，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在银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之前，必须做好设计监管规则和运行机制等准备工作，创造更多良好条件。先生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向民间资本开放银行业，应重点做好建立民营银行的准入和退出规则、统一和规范监管标准和准则、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工作。这一观点受到经济金融学界及银行监管部门的重视。先生还对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商业银行经营、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等与银行业改革和发展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提出不少新颖而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邱兆祥先生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其中不乏独树一帜的创见。例如，2003年前后，针对国内金融领域学者提出的在我国可以建立多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观点，先生相继在国内权威媒体发表多篇研究论文，提出金融中心的建设应当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以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国内经济金融学界的广泛关注，先生曾多次因此接受国家级权威媒体的专访。
在人民币区域化方面，邱兆祥先生带领研究团队，主持开展了系统性的课题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他分析认为，人民币区域化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间从静态来看具有正相关性，从动态来看具有相互促进关系。人民币参与国际贸易结算，有助于扩大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加速人民币区域化，推动区域贸易的发展。他认为币值稳定是人民币跨境流通的最主要原因，人民币可以在东亚货币竞争中取胜并取代美元成为区域内的锚货币。先生还提出保持币值稳定、推动人民币参与国际结算、促进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等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人民币区域化发展战略，这些建议对于后续的相关政策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建设金融强国方面，邱兆祥先生作了很有价值的探讨。他认为我国应当建设金融强国，必须有大而强的金融业作为大国经济的后盾，应构建与经济崛起相适应的具有强大资金聚集功能和较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现代金融体系。先生提出，为了做强我国的金融业，应当立足国情，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先生提出，应将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研究，采取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先生还提出，应站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培养高层次金融人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加快培养和造就大批高层次金融人才。
传道授业的典范
邱兆祥先生十分珍爱教书职业，执着于教书育人的理想。他于1965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湖北大学）财政信贷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1988年调入中国金融学院工作，后兼任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2000年中国金融学院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合并后，被破格聘任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在长达五十七年的执教生涯中，他一直默默地在教书育人的园地辛勤耕耘，不断探索创新金融教育理论和人才培养模式，在经济金融学科建设方面多有建树，在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方面成效显著，曾多次获得有关部门的奖励，1994年被批准为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08年获全国金融系统金融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2019年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并屡获所在学校学院荣誉。先生先后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八十余人、硕士研究生五十余人，桃李遍天下。如今他培养的高层次金融人才遍布全国高校、金融机构、企业集团和政府部门，有的已成为各自岗位的栋梁之材、业界翘楚或学术中坚。
邱兆祥先生紧密结合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学科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撰写了《论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趋势》《关于现代金融科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再谈现代金融科学的学科建设》《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金融学科建设》等二十多篇研究经济金融学科建设的学术论文，是国内在该领域发表论文较多的经济金融理论工作者。先生指出，应当准确定位现代金融学的学科属性，不能将其与货币银行学画等号，它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门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独立的经济学科。先生认为在进行金融学科建设时，既要把应用性放在重要位置，又要兼顾理论性，重视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他认为在金融研究中要重视定量分析方法，也不能忽视定性分析方法。
对于金融教育理论和人才培养模式，邱兆祥先生结合多年执教经验和人生经历得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大学是培养高层次人才和探求高深学问的场所，负有大哲学家培根所倡导的“发展知识”的任务。他提出，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内，每个阶段的学生，都应有正确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要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先生特别强调要有正确的学习目的。他指出，青年时期是塑造人格和打基础的关键时期，必须注重培养学生心系天下、感恩社会的人文精神，如此才能在学习工作中更好发挥自己的才智。在本科教育阶段，要把培养本专业的扎实学科基础知识放在首要位置，为今后的学习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在硕士阶段，应注重培养研究能力、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尤其要培养良好的数理分析能力；在博士阶段，应当形成自己的知识架构，注重创新能力的提高。
在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过程中，邱兆祥先生始终强调研究能力的培养。他十分重视引导学生把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关注和研究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并且不辞辛劳地对学生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进行整体指导和逐字逐句批改，还专门撰文探讨经济学博士论文写作中的选题、文献引用、数学工具使用、学风和文风、学术底蕴等问题。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他有不少学生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先生特别重视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认为衡量研究生是否为高素质人才的根本标准是看有没有创新能力。他提出，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要从生源遴选机制、导师队伍建设、学风建设、论文辅导和学术生态氛围营造五方面入手。先生认为，热爱所学专业是合格博士研究生的首要必备条件，因而他特别注重引导激发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浓厚兴趣。他强调要注重积累、厚积薄发，尤其是要重视阅读经典著作，汲取学术精华。在日积月累中，先生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取得了良好成效。先生坚决反对浮躁的学风，多次公开发文针砭急功近利的经济学界时弊，而且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将学术研究融入自己的生命，成为众多学生、同事心目中的楷模。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7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