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日记研究的拓展、反思与未来
——从“日记研究丛书”说起
作者：唐娒嘉（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化教育中心讲师）
日记这种文献类型和书写方式，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作为一种微观史料，日记具有一种反映整体历史的能力，尤其是那些长时段记录或身份特殊人物的日记，其意义绝非仅仅止于个人生命史，更兼具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价值与内涵，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时代的缩影，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这对于管窥时代风貌，揭示人物所置身的社会历史情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现存的大量日记主要产生于近代。这一时期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不仅见诸皇皇正史，在诸多私人文献里更是得到了真切而具体的表达。早从2014年起，张剑、徐雁平、彭国忠等人主编的以日记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即以每年一辑的形式陆续推出，目前已出版九辑，整理日记超百种。近期，又有“日记研究丛书”问世，虽然只有《谭献稿本日记研究》《过渡之舟：〈胡适留学日记〉研究》《晚清日记中的世情、人物与文学》《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常熟翁氏日记研究》五种，亦可视作由近代日记整理迈向近代日记研究的一大步推进。
日记作为一种既建构自我，又承载集体记忆的重要书写方式，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变迁与国人“心史”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在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发掘近代日记史料文献，从日常生活史研究入手对中国文人士大夫与现代作家的阅读史、情感史、心态史进行深描，对日记的本质属性、日记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局限加以反思，都是极为重要的工作。
日记的私密性与真实性
日记最显著的特征是“排日记事”，绝大多数人在阅读日记的过程中常怀揣着日记是一种“私密性文本”的概念预设。然而，日记真的属于一种私密性极强的文本吗？这可以通过考察日记文本的生成过程进行检验。
在《常熟翁氏日记研究》中，通过对读翁心存与翁同龢日记，贾宏涛发现翁氏父子在日记中除对共同事件叙说相近以外，于书写顺序、语气措辞、情感表达甚至位置编排上都高度一致，据此推测翁氏父子二人由于当时同居于京城，在记录日记的过程中很可能存在着借读对方日记或相互交流日记撰写方式的可能。同样的研究模式也出现在唐娒嘉关于《胡适留学日记》的研究中，唐娒嘉认为《胡适留学日记》前后期的记述中存在“日记”与“札记”两副不同笔墨并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文体功能，胡适启用“札记”写作日记带有明确的发表欲望与诉求，与最初的止于自我记忆的初衷不同。这从胡适乐于将自己札记性质的日记邮寄给许怡荪等国内朋友请友朋传观，并促使其在《新青年》上发表即可看出。
因此，从日记文本的生产过程来看，近代日记并不是孤立发展而来的私密性文体，在出版流通之前，很可能就已经置于一张内部沟通网络中被不断传播与接受了。而面向公众写作的意识更是促成了日记“私密性”属性的淡化与退场。
除了“私密性”，“真实性”也是日记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张燕婴在《浅谈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一文中曾指出：“日记这类文献虽然在史实复原的精细化方向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但是日记是经过作者的主观选择与过滤，因此会有遗漏甚至刻意的屏蔽；而且由于作者闻见所限，也可能导致所记信息不够准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此说揭示了日记主观性、碎片化的文献特征，也提示我们如果只单纯依靠日记文献进行研究，很容易造成对相关史实的认识不清甚至误读。
吴钦根将谭献的《复堂日记》置于现存书信、别集等其他相关文献的相互交织与映照中，对谭献的日常交游与文章著述展开考索，即为我们如何规避日记文献的局限性，如何通过互相补充、相互拼合的方式展开日记研究提供了极佳的示范。通过对胡适与留美诸君的日常书信往来、胡适的演讲提纲等与日记的综合对读，唐娒嘉考察个人生命史视角下的文学革命动态发生过程，也是基于此一思路展开的研究实践。因此可以说，日记研究必须结合书信、图像等更多的史料，通过对多重史料多向度的综合比较与对照，在多重文献互证的方式下展开才有可能更为全面、立体、客观、生动地对研究对象加以把握。
呼唤“中国日记学”
现在，学者对日记研究的重心渐渐从挖掘日记的“历史文献”价值转移到阐释日记的“文化文献”价值上来，表现出一种极具微观史视野与深受新文化史影响的研究方法与格局。
在《晚清日记中的世情、人物与文学》中，张剑通过对《翁心存日记》《佩韦室日记》《日损斋日记》《绍英日记》等的研究，既关注日记与政治时局的关系，又深耕于人物史研究，挖掘了大量与日常生活史、医疗史与心态史有关的内容。《谭献稿本日记研究》《常熟翁氏日记研究》颇为注重对日记中人物书籍世界、文学交往活动等家族史、阅读史、书籍史的考察；《过渡之舟：〈胡适留学日记〉》则开掘出了有关人物演讲活动、日记中的“剪贴报”等声音与图像史的研究维度；《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也贡献出了“旅行与日记”“作家心史”等多重视域。这种兼具多重视野、重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于日记文献如何摆脱“补正史之阙”作为补充或考证性质的“历史文献”的研究范式，转换和建立起多向度开掘的作为“文化文献”的日记研究模式，无疑是极具启发性与方向性的。
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日记学”也应进入学术规划之中。在《晚清日记中的世情、人物与文学》的前言中，张剑指出，既有的中国近代日记研究存在缺乏总体性研究、日记文献整理不足、日记文献整理品质不高、缺乏新鲜视角与深入挖掘等问题，希望通过全面清理中国近代日记文献遗产，写出一部具有学术导航和学术深度的“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精心选择一批学术价值高、流传稀少以及数据库难于辨识的稿钞本日记做有难度和深度的整理，并在整理的基础上加强对日记作者的自我形象建构、日记的产生与流转过程、日记与科举、日记与民俗、日记与身体、情感、心态等诸多关系的研究，尤其强调要加强对近代日记理论研究的重视，在现有数据库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具有高级分析功能的中国近代日记文献数据库。他呼吁以中国近代日记文献为核心，以“叙录”描绘其形貌，以“整理”锻造其骨肉，以“研究”凝聚其神魂，以“数据库”开发其潜能，注重文献整理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以期多角度、多方位地建立起有血有肉、多元共生的“中国日记学”。在《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中，廖太燕也提出，“中国日记学”的构建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条件。
日记文献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学术价值、应用价值、社会价值，积极推进日记研究有利于更为有效地服务当下的学术发展与文化建设，对于我们真实全面地理解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至关重要，建立“中国日记学”正当其时。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2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