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辞书读者的使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首查不再是纸媒而是网媒，智能手机和网络是第一查询处。”不久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发布会上，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李宇明介绍了辞书发展的许多新变化、新趋势。其中，读者使用习惯的巨大改变引起了各方关注。
为了解人们的辞书使用习惯，近日，光明日报官方微博开展了一项小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网友遇到陌生汉字词时，首选是在搜索网站查词，与李宇明的判断一致。
辞书不仅是人们学习与工作的必备工具书，还是文明的重要载体。2016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指出《辞海》和《大辞海》是大型综合性词典，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辞书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移动互联时代，这位“无声的老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超八成网友首选网络查词
从古代的《尔雅》《说文解字》到近现代的《辞源》《辞海》，再到如今的“国民字典”《新华字典》，我国辞书编纂历史源远流长。辞书与文明相生相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辞书记忆。
今天，遇到陌生的汉字和词语时，你通常怎么办？截至发稿前，本报开展的小调查共有541人参与了投票。调查结果显示，选择搜索引擎网站检索的网友占81%。有网友表示，“字典毕竟不方便到处带着走，如果在电子设备上看到陌生汉字，能直接复制过去检索”“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用汉语词典，网络普及后在手机上随便查，更方便”。
调查结果还显示，“查网络版辞书”的比例已明显高于“查纸质版辞书”，分别为11%和6%。如今，学习使用工具书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专业辞书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有网友留言道：“还是好怀念查字典的日子！现在都能记得课堂上老师第一次教如何查字典的情景，仿佛拥有了打开新世界的钥匙！”“纸质词典更加靠谱和有仪式感”。
首都图书馆工具书书架。本报记者 陈雪摄/光明图片
网络查词便捷、迅速，但也存在准确性低、易被误导的情况。文字工作者小李告诉记者，她曾在某搜索网站查询“沿用”和“延用”的区别，第一条搜索结果是某网友的解答：“沿用”与“延用”强调的内容不同，“沿用”强调的是方式上的延续、袭用，而“延用”强调的是长度、时间方面的伸展。小李对这个说法心存疑虑，于是检索了《现代汉语词典》，发现该词典只收录了“沿用”，释义为：继续使用（过去的方法、制度、法令等）。再查《现代汉语学习词典》，“沿用”词条下明确提示，注意：“沿用”不作“延用”。“延”指时间的延续或空间的延长，没有“继续”的意思，故不能与“用”搭配。这次检索经验让小李意识到，虽然网络可以提供多样的信息，但使用权威辞书更为准确妥当。
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章宜华说：“在新媒体时代，大多数人手头都有一部智能手机，在线阅览、在线办公，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碰到解决不了的知识问题，首选不再是纸质辞书，而是通过搜索引擎查询。”章宜华认为，虽然网络上存在大量不准确、不权威的信息，但仍可以作为一种普通参考，而语言学习者、专业学习者还是要查专业辞书。
辞书迭代，打开“手机上的汉语字典”
光盘词典、在线词典、电子词典……随着技术的进步，辞书数字化时代已来临。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一批英文权威词典率先“触网”，2012年，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已全面转向数字出版。
“国内的专业出版社曾经比较抗拒做电子辞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盗版。”章宜华说，随着加密技术的提高，民众知识产权意识的加强，大概在2015年，国内专业辞书出版机构逐渐意识到要改变出版理念，开始探索数字辞书和融媒体辞书，但是传统出版社技术力量比较薄弱，既懂数据库、语言信息处理，又有融媒意识的人才很少，于是出版机构开始与专门的技术公司合作，但合作过程中会出现其他问题。目前，商务印书馆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数字传媒公司，让数字技术与辞书更好地融合。
近些年，出版机构纷纷开始开发各类数字版、网络版辞书，大踏步走上数字出版之路。被誉为“工具书王国”的商务印书馆最早实现纸电同步出版的汉语辞书是《辞源》。《辞源》是我国第一部现代辞书，诞生于1915年，2015年恰逢《辞源》百年，第三版历时8年修订完成，同时推出了网络版和优盘版。由于《辞源》是古汉语及古代文化方面的辞书，因此网络版和优盘版在当时并未引起大众的关注。
直到2017年6月“《新华字典》App”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上线，许多人下载了第一部“手机上的汉语字典”。2019年8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七版修订完成，App也正式发布。时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辞书编纂研究中心主任刘丹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汉》第七版App的正式发布，意味着中国影响最大的汉语语文词典实现了数字化。这不仅是一本书的一个版本的事情，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一个辞书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现汉》App的发布还引起了一场关于“辞书App是否应收费”的讨论，网友、媒体、专家纷纷发表意见。据了解，《新华字典》App会员付费价格为40元，《现汉》App会员付费价格为98元，《辞海》App会员按使用时长收费不等。有网友认为，辞书不应竖起“付费墙”，因为“文化知识应该传承，而不是拿来获取利益”；媒体和专家则大多支持知识付费，认为辞书App的研发、运营有成本，应尊重知识产权、支持正版；还有网友支持付费，但觉得价格不宜过高，“可以更亲民些”。
这次讨论呈现出融媒体辞书编纂出版的一个难题：目前大多数用户倾向于使用免费词典，不愿意为“网上知识”花钱。而出版社的权威辞书依靠出售会员账号等方式盈利，在一定时期内难免会被一些质量不高但长期免费的词典挤压，削弱辞书编纂的资金来源。
探索与磨合仍在继续，知识付费已是大势所趋，国内许多辞书出版机构都在积极向融媒辞书的目标迈进。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今至少有三百种网络词典或词典App。近五年里，《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新华字典》《现汉》《唐诗鉴赏词典》系列等品牌辞书都已推出或正在开发各种类型的数字版、网络版，且均为付费软件。据商务印书馆万有知典公司负责人孙述学介绍，目前《新华字典》等工具书App下载用户已超过7000万，日活用户50万，付费用户超过90万。
融通生活面向未来的辞书
打开“微信读书”软件，选中文本内的某个字词，点击“查询”，页面便会弹出检索结果，标注来源为“聚典平台·《辞海（第七版）》”。在读者不经意间，辞书已不只是学习的工具，它们正蝶变为一种信息内容和知识服务，悄然融入人们的生活。据了解，《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权威辞书也已经成为部分智能手机的内置词典。值得关注的是，融媒体辞书不应只是把纸质辞书“搬”到手机里，还要进一步向数字化基础设施及语言知识服务的方向发展。
通过对国内目前300多种网络辞书和辞书App进行调查，章宜华发现，其中大多数只是纸质版的电子化，有的品牌辞书App运用了一些多媒体技术，但并没有考虑“融”的问题，也缺少动态和互动功能，尚不具有典型融媒词典的属性。事实上，传统辞书要实现融媒体转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词典学和词典文本制作本身的蕴含。
2020年3月，商务印书馆推出语言资源知识服务平台“涵芬App”，该软件集成了《新华字典》《现汉》《古代汉语词典》等27部辞书，总条目40万条，可查汉语、英语，古汉语、成语、诗词等内容。结合融媒体技术，提供一站式词语查询、汉语字词播音员普通话范读、汉字动态标准笔顺、根据意义查询汉语古诗词的“据意查诗”等特色功能与服务。该软件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年度数字出版精品。
“微信读书”等软件中嵌入的“聚典”则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研发的“聚典数据开放平台”，于2020年8月上线。“聚典”以《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为汉语字词基础、以《辞海》《大辞海》为百科基础，逐步拓展到《哲学大辞典》《教育大辞典》《心理学大辞典》等专科、双语领域，形成了学科覆盖比较全面，入库100多种工具书，总计300多万条各类词条的“工具书数据仓库”。
学界与业界普遍认为，随着“辞书生活”和“融媒辞书”理念的推进，目前，聚典数据开放平台、商务印书馆“涵芬App”、《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均为传统辞书向融媒辞书的转型开了个好头。
“未来的融媒辞书将会有两种发展趋势，普通词典大型化和大型词典综合化，未来的辞书收录100万条只是一个起点。目前我们正处于理念转变阶段。”章宜华认为，在信息社会，人们在单位时间内获取知识的密度大大提高，要增加单位时间内信息输送的密度，“多模态”便是增加辞书信息密度的重要途径。“多模态化”就是调动人的各种感知，包括听觉、视觉、触觉等参与知识的解读。原来的纸质辞书是“单模态”的，只诉诸人的视觉。融媒体辞书需要把信息资源、数据资源、人力资源三个资源融合起来，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有词典，甚至人人都可以参与编词典，这也是数字媒体融合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辞书学会一直致力于提倡以读者为中心的“辞书生活”，未来的辞书将会真正融入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电影《编舟记》的经典台词：词语的海洋浩瀚无边，辞书是漂浮在这片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人类乘着这一叶辞书的扁舟在海上航行，找寻最能表达自己心情的语言。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9日 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