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拾起他们童年时代的红色萌芽（报告文学）

——百岁红军口述史

　　作者：卜谷（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其报告文学作品《最后的红军——百名百岁红军口述史》入选2022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红军如红星，漫天星斗，璀璨闪烁在赣南历史的天空，照耀整个中国。

　　红军如红云，在中华民族的天宇里飘荡着。她飘过去了，却成为永恒。

　　赣南，充满神秘、神奇。当年，“扩大100万铁的红军”成为风靡一时的中央苏区盛况。狂飙席卷，自天而降，这块土地上风云激荡，参军参战支前人员达到100万之众。

　　80多年过去，尘埃落定，那100万红军人员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至今，仅剩万分之一，百名不足，均为皓首苍颜，百岁老人，可谓“最后的红军”。他们是这个群体最后的活着的历史。蹚过那个硝烟弥漫的世纪之河，他们的人生秘密是什么？每一个人又各自经历过怎样的心灵史？

　　此刻，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是一个奇特的人群，甚或是一个独特的稍纵即逝的人类景观。人们积蓄了一个世纪的尊敬，似乎十分了解他们，耳熟能详，实质上却尚显陌生。他们如最贵重的珍宝摆放在玻璃橱窗里，迎接着无数的仰视。他们正在迅速远去，人数越来越少，终将成为绝响。

　　我在采写现实，这转眼就会变成历史的现实。为什么那个时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坚……千千万万20岁左右的年轻人，潮涌一般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挡都挡不住。为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贫困挡不住，监禁挡不住，冤屈挡不住，流血牺牲挡不住，家破人亡也挡不住？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笔者曾生活于一个有7名红军的红色大家庭，自幼便浸润在红军故事中长大，这些故事自然成为我心上的“千千结”。

　　本文记录下了几位百岁红军最后的心声。

插图：郭红松

　　深知中国农民疾苦的毛泽东，始终将眼光盯在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上。杨思禄生平第一次吃上了白花花的纯大米饭，全家人感恩红军。

　　我曾两次采访杨思禄将军，前后相隔16年之久。他的容貌变化巨大，话音却一成未改。仍然是那种充满自信半洋半土的普通话，或说是半土半洋的于都话。中气十足，铿锵有力，像在发布命令。

　　小时候的记忆：每天早晨从梦中饿醒一睁眼，妈妈就不在了。

　　我们三兄弟爬起来去村口，眼巴巴地盯住远方，巴望着妈妈回来。妈妈出外打工回来，一定会带点吃的东西。

　　我们要巴望很久很久，太阳从东边升起至西边快落山，肚子饿得咕咕叫，妈妈才能回来，有时还会回来得更晚。妈妈能带点糙米、芋头，那就是过节，她带回来最多的是番薯渣——番薯磨粉后残余的渣滓，一般农家用来喂猪。

　　我们急切地簇拥着妈妈回家，奶奶守着一口锅早已烧开了水，把切碎的蔬菜拌着番薯渣一块煮沸。汤汤水水，一家老小每人能喝两三大碗，肚子撑得鼓鼓的。

　　番薯渣这东西不抗饿，撒几泡尿就没了，清早又能把人饿醒。

　　我出生在于都县葛坳乡一个叫牛婆湖布头村的山坳。家里实在太穷了，两间破房子三面裂缝，屋顶漏水，根本无法遮风避雨。我是在杨家祠堂里出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记得母亲说，生我时屋外正下着鹅毛大雪，浑身哆嗦，冷得厉害。

　　没饭吃，欠债太多，每年过年就是过“难”。每逢过年那天，地主的狗腿子就会来家里，东看看西看看，把能够搬动的东西全部搬走。后来过年，地主见实在没什么可以搬的，就把我们全家赶出家门。

　　我们只好搬往曲洋乡赖坑村，租种姑父家的田。

　　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大哥思祥去给人家做长工，二哥思福当了学徒，我给地主家放牛，两个妹妹很早就送人家做童养媳。即使这样仍过不下去，为省吃俭用，父母商量又把我过继给伯父家做儿子。人算不如天算，不久，久病的父亲还是撒手人寰，劳碌了一辈子连口薄板棺材都买不起，自家几个兄弟掘了个坑壅上土，草草埋掉。

　　谢天谢地，1929年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还分了粮食。我生平第一次吃上了白花花的纯大米饭，全家人感恩红军。

　　在村子里，我家不是最贫苦的，也不是最感恩戴德的。

　　有一户农民，三兄弟长年累月随父亲行乞为生，分田后有吃有穿还盖了一幢新房，三兄弟都成了婚。为报答共产党，三兄弟都参加红军。

　　另一户10口之家，租田种亩产不到200斤，分田后亩产达400多斤。他们把自家的命运和苏维埃政权联系在一起，苏维埃一“扩红”，全家的男人争着参军参战，全部都上了前线。

　　（杨思禄 曾任少共国际师战士、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少将军衔，江西于都县葛坳乡牛婆湖田村布头组人，享年104岁）

　　10岁的中国共产党在山沟沟里，创建独立武装才4年，刚刚夺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还不到全国面积的1%，就创建了一个全国性临时政权机构。其间，毛泽东主席数十次频频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先后亲自制定了4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赣西南土地法》。

　　土地抓住了穷人心，祖祖辈辈的劳苦大众才舍生忘死参加红军，跟着红色政权闹革命。

　　我从小就是个“牛头子”（放牛郎），看到人家的孩子去读书，我就不想当“牛头子”。

　　为什么会去当红军？

　　家里穷苦，没有田地。吃谷子靠租田，租田交租，交不起就要欠债，利上加利，利上滚利，一辈子都还不清，没办法翻身。

　　家里的生活相当凄惨。女娃子一出世就嫁掉，拿给别人家当童养媳。妈妈先后生了10个小孩，女娃子送给了其他村。

　　自己生的孩子送掉了，妈妈用奶水去给地主奶孩子，一个月有三个毫洋的收入，买点谷米，养活我们几个男伢子。

　　有一次，妈妈去做田里的事，让我看护好地主的毛毛伢崽。我那么小，哪里会？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脚踝扭伤，胳膊摔破了直淌血。毛毛伢崽眉毛边上也擦掉一点皮，哇哇地哭叫。妈妈看见后追着我打，我受伤后一瘸一瘸地跑不快，妈妈一边骂一边打，把牛梢子都打断了。

　　那次哭得很伤心，我知道不是妈妈心肠恶，实在是因为倘若没带好毛毛伢崽，东家就会不要母亲奶孩子，家里断了这笔收入，锅里的米谷就少很多，全家人饿肚子难过哟。

　　想读书，没书读。我12岁了，去地主家做“牛头子”，放牛、砍柴等。没工钱，讲好一年做到头，会做一身新衣裳，也要看你一年来是否表现勤快。

　　“‘牛头子’——赶快跟我来去归！”

　　1931年8月，父亲赶忙赶急寻到山上来，对着青山喊我回家，声音在山谷回荡。

　　我拎着一顶旧斗笠要走，东家张开两手阻拦住道路。脸色很不高兴：“怎么，还没做到春节嘞，就想走哇？”

　　“东家，红军来了，打地主，喊我们回去分田。是按人头，大人小孩都一样一人分八担谷田哩……”见了东家，父亲立即恭恭敬敬地说。一说到红军、打地主，东家现出惊恐神态，脸上立时就充满了笑容，拦阻的手在空中拐了个弯亲切友好地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另一手还意外从衣兜里掏出一吊铜钱。

　　“这个伢子蛮懂事，辛苦一年，没做到春节也不好喊你白做，拿一吊钱去买米吧，不要嫌少哈。”

　　接过这一吊钱，我意外又高兴。看到东家一听说红军就怕，好像红军是我家亲戚一样。果然，红军比亲戚还亲。

　　那是我一生最高兴的日子，也是我一家人最高兴的日子。从此，像翻了个天，我们活成了另外的人。变化更大的是我做回了人，敢在任何一个人面前说话。

　　江口区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村子里的大人纷纷参加了农民协会。

　　放下牛梢子，我当了童子军团长。童子军就是儿童团，由我们这些7至14岁的小孩组成，有100多人，归我管。天天手拿竹竿或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去给烈属、红军家属义务种田、砍柴、挑水。路远的，要自己带饭去做事。

　　村里有不少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我们的任务是去各家各户查禁，收缴鸦片和烟枪，虽说他们是大人，也不敢回手，只能苦苦哀求我们饶过这一次。

　　也有例外。村里有一个老烟鬼刘光耀，戒了几次戒不掉烟瘾，经常偷偷摸摸吸食。得到举报，我们趁刘光耀不在家，把他的鸦片和工具收缴了。

　　从他家出来恰巧碰到刘光耀回来。他正犯烟瘾，鼻涕、眼泪流淌出来，赶回来吸食鸦片。一见我们手上正拿了鸦片、烟枪要走，气得发疯，抽出一把大刀嗥嗥叫着追杀我们。刀光闪闪，把我的魂都吓掉了，哇呀，大喊一声掉头就跑。100多个儿童团员，一个个跑得比兔子快，被追杀得七零八落，村道、田野、菜地，四散逃命。

　　穿过田野逃到村外树林子里，喘息初定。互相看看，缴获的鸦片、烟枪，手上的木棍、梭镖统统都不知道几时丢掉了。我们一群孩子蓬头垢面、狼狈不堪去告状。苏维埃主席立即命令赤卫队，派几个人扛着枪去把刘光耀捉到区政府。

　　赤卫队长开玩笑问我：“你们说怎么处理这个老烟鬼？”

　　我早已心软，赶紧说：“放他回家吧。反正这回再没人敢欺负我们童子军了。”

　　刘光耀戒烟后改邪归正，进步得还很快。再说起这件事，十分不好意思，还专门做一套衣服给我。后来，我穿着它到红军部队里去了。

　　（刘光登 曾任兴国模范师17团战士，江西赣县江口镇旱塘村人，享年102岁）

　　徐盛久不仅是红军，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兴国山歌的传承人。他自小沉浸在歌潮歌海里，把兴国山歌与毛泽东、毛泽覃兄弟的故事编织在歌声里。

　　我们这里“红”得早。1929年，村里的地下党员黄师、邹子帮、钟传姚，还有我爸爸等人，晓得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带了四支枪去东固迎接。朱毛很高兴，说兴国人民对革命的认识、信心、决心、热情很好。当时就决定到兴国去开党代会。后来，联络了宁都、于都、泰和、兴国四县，党代会在我们兴国长冈燕子窝徐家祠召开，到会人数一百人左右。

　　会议开了两天两晚。大会主持人是钟传姚，会议记录是陈访西，后勤安排是邹子帮，厨师是黄传祥，杀了两头生猪，一切生活开销由当地百姓自愿集资。

　　会议十分秘密，设置了五重警戒：第一重哨是我爸爸徐海华，在长冈岭；二重哨徐海章，在燕子窝水口；三重哨邱振玉，在马屋门口；四重哨在社公门口；五重哨徐海衍，在祠堂前面十字路口。

　　哨部很严，不允许人们进出村庄，进来不让出，出去不让进。会议很成功，会后战斗打开了兴国县城，建立兴国县苏维埃……以前就有东一区，后有胜利县。陈访西，江背镇江背村人，为这次党代会做了记录，一直跟随红军到瑞金中央政府办公室任文书工作，红军北上抗日后，他才回来。以上事实是陈访西本人对我说的。那是他一生最荣耀的事，经常当革命故事讲述给我们听，是我们眼里的英雄。

　　早先，我爷爷、父亲都有些知识，大家喊他们“先生”。读过多少年书不清楚，很会写字，写的字可以上壁。现在村里老房子的大门、祠堂的柱子上还留有他们的笔迹，刚健清新，苍劲有力。

　　父亲原有一个童养媳，还没圆房就死了。再娶就算二婚，娶的妻子也是二婚，死了丈夫后嫁过来的，就是我母亲。

　　父亲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头上哥哥、下面的妹妹中途夭折，剩了两儿两女。

　　我7岁起，在对面祠堂里读私塾。13岁时共产党来了，我转到燕子小学读书，学习内容变化，有语文、算术，还参加了劳动童子团。父亲徐海华不知几时入了党，长冈的第一次党代会就在我们祠堂召开。开会时，毛主席也来了，在我家住了十多天。

　　村里会唱山歌的人多，有的人张口就唱，想说什么话语都可以编进歌。有一次，我看到有的党员以打山歌的形式，向来调查了解情况的毛主席汇报工作经历、革命心得。毛主席兴致勃勃，听了拍巴掌笑起来，连声说很好很好，以后可以好好利用兴国山歌宣传党的思想、政策和好作风。

　　14岁那年，兴国建立苏维埃政府，父亲当了石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我们劳动童子军改名叫共产主义儿童团，担负站岗、放哨等任务。一次，我们正在打山歌，听到哨子响。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拦到一个没有路条的人。大家像蜜蜂一样拥上前围住他，他说他叫毛泽覃，来搞社会调查。我们又不认识毛泽覃是哪个，坚持不放行。直到认识他的红军领导来，才让他过去。他还表扬我们工作做得好！

　　我爸爸一开始闹革命就加入了地下党。他1935年33岁时在杰村乡增田村被害。你看——那墙壁上贴的就是他老人家的烈士证明。

　　（徐盛久 曾任兴国模范师17团传令兵，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石燕村新建组人，享年102岁）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贡江又唤于都河，是红军长征出发第一条水系，吴清昌出生于会昌，会昌的河流叫湘江，也是贡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他们顺着溪流经历各自的山谷沟壑，汇聚在贡江；经历各自的岁月，历久散发着光芒。

　　我家是贫农，4个哥哥1个妹妹，一家8口，仅2亩薄田，3间土房。全家人辛苦劳作，仍要向地主借债度日。有一次过年，家里连米都没有，债主来催债东张西望，竟然把唯一煮饭的锅头也拿走了。

　　8岁父亲去世，不久二哥病故，家里雪上加霜，我被卖到地主家做孙子。我在地主家每天砍柴放牛，经常挨打骂。地主说送我去读两年私塾，只读了三个月就叫我回来做事。那天，地主婆托当教师的女儿给我送来一只鸡腿，原本要我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让大家看看她待我如何亲善。不料，我接过鸡腿立即大口吞食，几个同学没看见。晚上，地主婆得知情况认为我太不懂规矩，白吃了她家一只鸡腿。就用小山竹的竹苗狠狠抽打，打得我遍体鳞伤，嗷嗷乱叫乱躲藏。

　　我终于明白：虽然我名义上是地主的“孙子”，每天进出地主家门，却永远进入不了这个阶级。

　　1929年春，会昌县清溪乡建立了党组织和游击队，我三哥吴清兰是密坑村党小组的3名党员之一。他们经常躲在我家开会。12月，村里开始闹红，有了贫农团、妇女会、少共、儿童团等组织。苏维埃政府带领村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地主和老婆携带金银细软逃走了。我分得一亩田，每季能产4担稻谷。

　　1931年，我跟随哥哥参加了周田游击大队，我在大队部当勤务兵。10月，红三军团打会昌城时，我兄弟4人一起随周田游击大队参加了攻城战斗。攻克会昌县城，红军把周田、洛口两支游击队整编为一个独立师。

　　那几天，我跟着大家一块排队、报数、开会，非常高兴，这下能够参加正规红军了。不料报完数后，负责整编的一个红军连长却招手把我从队伍里喊了出来：“过来过来，这个小鬼，你年纪太小，走不动路，回家去吧！”

　　嫌我太小，嫌我大哥太老。我第一次参军入伍被拒收，与大哥拎着一根梭镖垂头丧气地回家。一路上，没有哪个安慰我，大哥就来安慰我：“嫌我太老，以后只会越来越老，更没有机会当红军。嫌你太小，以后只会越来越大，有的是机会当红军。”

　　（吴清昌 曾任少共国际师战士，江西会昌县清溪乡密坑村人，享年102岁）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3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