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鼎鼎有名的历史专家翦伯赞老师，一直在寻访那条和丝绸之路齐名的茶路，其中的中转地的核心就是铅山的河口古镇。“红茶”一词最早见于《多能鄙事》一书。该书于16世纪末就记载了中国制造红茶并由荷兰人输入欧洲。而世界“红茶”也是经江西铅山河口集散走出的。因背靠武夷山，河口也产红茶。相传，制作“河红”的茶师早先被茶界称为“河邦茶师”，是我国茶业界最早最强的一支技术队伍。
早在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河口镇已是一派“技艺杂沓，盖期舟车四出，货镪所兴，铅山之重镇”的景象。明朝在此设立巡检司。明、清时期商业繁华景象颇为气派，“商贾云屯雨集，五方杂处”，“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在江南号称“八省码头”，成为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有：“景德瓷器樟树药，河口茶纸吴城木”之说。明清时期，河口镇是销售本地的纸、茶、铜、铁等产品的重要市镇，同时也是赣、闽、浙、粤、鄂、豫、皖、湘等地的商品集散地，与当时的苏、杭、松江以及南洋、日本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所以有人将之与当时的九省通衢汉口相比，有“买不完的汉口，装不完的河口”之说。由于河口与外界的广泛的商业联系，全国各地的商贾云集此地，除了店铺商号之外，还有建大量的会馆。这些会馆反映了各地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可以说，河口是一座明清商业建筑的博物馆。
河口镇古镇街巷素有“九弄十三街”之称。临河古街道是过去的主要街道，从城东的古街入口处算起，经一堡头、二堡头到三堡头，全长约三公里。街道平均宽度五至六米，街面多以长条青、麻石或鹅卵石铺成。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街道约有一千五百米左右，基本上保留了古商业街的格局。铅山古街街道由东而西沿信江南岸建筑，路面用长条青麻石铺砌而成，布满车辙，街道两边尚存旧店铺450多家，多数保持了明清建筑的特色：外围封火山墙，店面后延伸多进，屋上建晒楼，门前砌台阶。
街道两边尚保存旧店铺，多数建筑保持明、清建筑的特色，说到建筑，不能不提到建于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的何氏家族百年老药号“金利合”药店，其建筑风格独特，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和西方宗教建筑造型，是一座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之作，其在当时规模很大，在各大城市都有分店，据史料记载每年赢利300000银元，目前街上还保存比较完好的阁楼（秀楼）有2座，游客步入其中，领略当年小姐的生活方式。
穿过古街，转入小道，沿小溪而行，溪水两边，还保存有“武威第”等古建筑，可惜许多古桥已拆毁！
万里茶路从下梅村到河口镇后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入赣江水路向南往广州口岸后再到东南亚和欧美；一条是向北运往俄罗斯，以陆路为主。
在清代之前，武夷茶已有往蒙古进行“茶马互市”并有少量进入俄国，得到蒙古和俄国人的欣赏。为此，乾隆，特别是道光、咸丰年间，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已大量产茶，但晋商还是不远千里，越过河南、湖北、江西，到福建武夷山来采办。当时武夷茶，主要是青茶。（《乔家大院》称之为“云雾茶”）
民国《崇安县志》载：“清初，本县茶市在下梅、星村，道咸间（约在1821—1860年，有人说在光绪元年，即1875年）下梅茶市转赤石，下梅废，而赤石兴。红茶青茶向由山晋商，俗谓之晋商至县采办，运赴关外销售。”这一时期，福安茶叶多先集中在崇安，肩挑过分水关入江西河口镇。从崇安到河口的路程有280里，肩负茶箱重担的挑夫至少也得5—6天才能到达。由于路途远，远行极不方便，又增加运费和关卡税收，给茶叶的远销带来不便。由此，福安茶运抵下梅、星村后大都销售给崇安的茶行，再由他们转运出售。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崇安担”挑运的“北路茶”。
清朝嘉庆年间，福安茶叶依托武夷茶市步入茶马古道，连接万里茶路大联通。福安茶叶到铅山河口后，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出九江入长江，溯江抵南昌。泛湖北上，汉口晋商把各地茶集中后，装船逆汉水而至樊城。起岸后，装大车经河南赊旗镇，入泽洲（山西晋城）。潞安府（长治）、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太原、大同。在此分为二路，一部分运往归化厅（呼和浩特），一部分经天镇运往张家口。
走军台30站向北行14站到库伦，再北行11站到中俄交界的恰克图。当时清政府限制俄商到京贸易，中俄贸易统归在双方边境的恰克图。茶叶到达恰克图后，俄商们将茶叶贩运至雅尔库兹克、乌拉尔、秋明，一直通向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闽茶中俄茶这条运销艰辛路始于明清，盛于清代，衰于日本侵华战争。
十九世纪中叶,崇安-河口-广州商贸线路衰微，茶商改由福州出运，到1856年,福州已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茶市。进入二十世纪,铁路公路兴起,水运趋于没落,河口交通枢纽地位逐年淡出。衷干在《茶市杂咏》中记道：“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即山西商人。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返，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至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咨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每年春天，晋商来买茶的时候，下梅茶行的行东都是要到河口去欢迎。“至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这里的“至地”是“下梅”还是“河口”？衷干没有说清楚，想必应该是指“河口”。最初自然应该是要去下梅的；然而在后来的买茶过程里就未必非得要去下梅，在河口“将茶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就完全可以了。下梅生活条件各方面又如何比得了“舟车驰百货，茶褚走群商”的河口？事实上晋商们果然是“咨所为不问”，在河口的山陕会馆耐心地等候，待“茶事毕始结算别去”。山西商人就是这样在福建崇安做了几百年的茶叶生意，“货物往返，络绎不绝”。在这之间基本没有做过什么改变。只是到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因太平天国起义阻断了长江运输线路，山西商人才不得不被迫中止了远赴福建崇安的买茶行动。
衷干在《茶市杂咏》中的这段记述极为经典，所有谈到晋商、武夷茶、明清茶文化的论著，几乎没有不引用的。一般用来佐证晋商资金雄厚或武夷茶的历史悠久，但是很少有人通过这段记述，解读山西商人的经商行为。
事实上晋商在武夷山掌握了茶叶的种植技术，并且把它带到了湘鄂一带，推动了那里茶文化的发展。
晋商后期在湘鄂地区的种植加工，不仅仅是推动了两湖茶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茶文化的进步，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再说福建茶路阻断了以后，晋商很快便到了湖南的安化去买茶，茶叶的种植加工又是后来的事情。
至于晋商在湘鄂一带种植加工，一方面是发现了茶叶种植的良好地域，另一方面是由于外国势力造成的巨大威胁，晋商又一次不得不自己种植加工茶叶，缩短运输线路，以至降低茶叶贸易的成本。至此源由河口的“茶叶之路”才逐渐衰落停息。
来源：上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