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古镇

“舟车驰百货，茶楮走群商。扰扰三更梦，嘻嘻一市狂。移官资坐镇，转粟奉神仓。贤相何人继，空寻绿野堂。”此诗为清乾隆铅山才子蒋士铨所写，描述的即是他那个年代河口街肆的状况。经查阅相关档案资料，蒋在诗中还真的没有信口开河、夸大其词，清代乾嘉道时期的河口，确实就是那样的一个情景，非常的兴盛繁华。

明清古街（图源网络）

而后到了清乾嘉道时期，河口的商业贸易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主要的商业贸易还是纸茶为大宗，在河口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集散市场。“当时茶庄林立，乡间从事茶叶生产的已拥有二、三万余人……”“纸庄、纸号、纸栈、纸店有一百多家，每年向海内外经销成千上万担的纸张，售银四、五十万两。”“四乡出产的茶叶集中河口镇，经精制加工成‘河红’，由各茶行转销外地。当时开行设店的茶商很多，据统计有四十八家。最有名的是饶、吕、郭、庄四家，号称‘四大金刚’，家财百万……”（均见《河口镇志》）

纸茶行业的大力发展，也促进了其他行业在河口相应的进一步繁荣。如河口镇志就说，“嘉庆七年（1302），商业不徒为全县菁华，‘河红’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免检商品。由于纸茶的对外销量大，吸引了不少外地商人对本镇投资，办起了不少的钱庄、药号、布店……”其中就包括大徽商饶廷标的“天和布庄”，福建商人朱少峰的连片商号“朱大全”，本省丰城帮商人丁氏的“森昌德药号”，以及颇负盛名的山西平遥“日昇昌”、“蔚长厚”票号，亦在河口设立了分号。此时的九弄十三街，少说也有两千余家店铺，每年经销各种商品流动的金额达到了几千万两白银。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河口当年商贸兴盛的景象可想而知，沿河修建的十大码头，每天都有千余艘的货船停泊这里装卸货物。由于船只太多，还常有船到河口三日靠不了岸的情形。其繁忙红火的场面，恰如铅山县志记载的那样：“河口之盛，由来久矣。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舟楫夜泊，绕岸灯辉，市井晨炊，沿江雾布……”世人誉称河口“八省码头”、“江西四大历史名镇之一”，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

其实，一个城镇是否兴旺发达，从居住人口，官府设置和同乡会馆多少等方面亦可以得到印证。拿居住人口来说，九零版县志记载，“清代《续文献通考》载：‘铅山县北河口镇，估舶所聚，商务勃兴，人口五万（其中茶丁、纸丁约占二万余口）’。这是万历年间的人口数。”万历年间全国人口大约一个亿，河口五万人，其规模相当于现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甭说县城永平无法相比，就是广信府上饶也小了很多。而后清乾嘉道时期，河口商业发展进入一个快车道，人口更是突飞猛进。如《河口镇志》有关民族、户籍的情况写道：“乾隆四十七年（1782），河口镇人口，户二万九千零三十，人丁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五……”、“嘉庆七年（1802），本镇有三万三千四百九十六户，有十六万九千余人（包括港背清流乡）”、“道光元年，河口户二万二千零十，丁十万零一百四十七（其中茶丁纸丁约占三万余口）。”那时十万十几万人口是个什么概念，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此就不多说了。

再来说说河口那时官府衙门的设置。据县志记载，先是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朝廷在其前身汭口镇设立“驻泊巡检司”。继而明万历年河口设镇，为强化管理，朝廷遂将原驻湖坊的巡检司移驻到河口。再之后河口在清乾隆年间进入鼎盛时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广信知府王廷钦为整治林子里的劣鸟坏鸟，于“乾隆四十年（1775），因巡检司已不能驾驭河口镇，广信府乃将同知移驻河口，设同知公署，以管理水陆交通、商务税收等事宜”（见九零版《铅山县志》）。上述官府衙门的设置，尤其巡检司和同知公署，毋庸置疑，都是因为河口商业越来越繁盛的原故。

至于说会馆，尤其由士商组成的会馆，其多寡更可以说是商业繁盛的标志。同乡商人以此为平台，相互间“沟通商情信息，协调行业事务”。当年旅河的各地商人在此兴建了约二十个会馆。它们分别为全福会馆、永春会馆、山陕会馆、旌德会馆、浙江会馆、洪都会馆、建昌会馆、徽州会馆、抚州会馆、赣州会馆、吉安会馆、临江会馆、贵溪会馆、公输子祠、中州会馆和瑞州会馆。除此还有湖南会馆、清江会馆、梭子会馆、泾县公所、上饶会馆（大王庙）、山西会馆等。会馆同乡会员多的几百，少则也有几十，其中要算福建、山西、安徽、浙江、南昌、旌德、抚州、建昌等八大会馆最多了。

如果不出意外，河口商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很有可能成为江南屈指一数的大商埠。然不幸的是，道光后期发生了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强迫清王朝开启五口通商。加之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于咸丰年间转战江西多次掠过河口，中蒙俄万里茶道因而受堵。洋纸的大量涌入和茶叶等商品的开始滞销，整个河口的商业逐渐走向衰落。不过，期间倒也有过几次反复。欲知河口商业在晚清至民国初那一段的详情，请看下一期“档案里的河口记忆”。

（县档案馆特邀撰稿人：杨必源）